市场监督还是市场压力？——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联结投资者与管理者的信息渠道,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过程存在密切关联。文章以2010—2016年中国非金融业、非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方面研究了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当期发挥监督作用,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在滞后一期发挥压力作用,使没有达到盈余预期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第二,政府补贴会削弱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中的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研究结果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撑,丰富了政府在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发挥作用的理论证据,对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政府补贴方式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股权集中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金融化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与发展,而自身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到金融化资产的配置,对之间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公司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究股权集中是否是其调节变量。结果如下:(1)沪深上市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2)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主业盈利能力、高管激励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决策不但受到外部金融市场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主业盈利能力。本文以2009-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主业盈利能力与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显著放大了主业盈利能力与金融化之间的负向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缓解了主业盈利能力与金融化之间的负向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在国有企业中,主业盈利能力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大;在金融化的各构成资产中,主业盈利能力对企业配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更大。上述结论表明,解决经济"脱实向虚"需进一步优化实业投资环境,增强企业主业盈利能力;构建合理的高管激励制度,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内部控制、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

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是否会对技术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并考察证券分析师发挥何种作用具有一定意义。文章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师关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完善的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更高，分析师关注显著抑制了内部控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无明显差异。文章通过探寻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信息环境吗? ——基于分析师预测的视角

融资活动对企业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融资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信息环境的好坏.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分析师预测的角度出发,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信息环境.结果表明,金融化恶化了实体企业的信息环境,即金融化增加了分析师预测误差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减少了分析师跟踪人数.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更强的分析师能力可以缓解金融化对分析师预测的不利影响,而较大的经营压力则会加剧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传导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化主要通过增加盈余波动性、降低盈余持续性和降低会计稳健性对分析师预测产生负面影响.最后,金融化带来的信息环境恶化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对实体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从微观的企业信息环境角度出发揭示了企业金融化抑制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措施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参考.     

实体企业金融化度量、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

实体企业金融化已引起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但对一些关键问题尚存争议,也缺乏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文章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动机以及度量方法进行了阐述,从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环境两个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并从投资效应、价值效应与风险效应三个方面对其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空间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虑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交互效应,首先,构建双固定效应SAC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均能够显著加快实体经济增长,而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邻近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其次,文章实证检验了信息化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     

企业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反向”治理效果及异质性分析

选择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为样本,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度量企业内部控制,实证考察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和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之,影响并不显著;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存在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的企业,在不存在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的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能够"反向"治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其是企业微观机制对宏观资本市场的治理典范。     

同群效应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模仿行为。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同群效应,采用行业股票异质收益率为工具变量后的检验结论依然有效;高管团队投行背景显著增强了行业同群效应;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发现,较大的管理层权力、较低的负债比率和较低的成长性强化了金融化同群效应。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以同伴企业间的相互模仿行为作为切入点,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同伴效应对实体部门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伴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越高,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2)学习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不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产生企业金融化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3)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非理性,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交易类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两类投机性资产上,且在同伴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时模仿行为尤为明显,这最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行业整体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及其给实体部门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不同持有动机下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整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对于市场套利动机越强的公司而言,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和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业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针对“脱实入虚”“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汇率波动、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激发新动能的重要路径选择,备受各界关注。本文将金融结构的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汇率波动与一国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一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负向冲击大于发达国家;汇率波动对一国技术创新负向冲击的影响随着技术创新分位点的上升而逐渐减小,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放大了汇率波动对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国家风险触发效应和研发投入冲击效应是汇率波动影响一国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金融结构指标研究发现,相较于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更有助于缓解汇率波动对一国技术创新的负向冲击,并且金融结构存在门限效应,跨过门限值调节作用将大大增强。     

企业金融化、产权性质与技术创新

我国上市实体企业普遍存在"脱实向虚"的趋势,针对这一问题,从产权性质视角研究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负相关,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国企与非国企,国企样本中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和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实体企业更加长远发展.     

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备受关注。本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产品竞争优势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势力越强的企业,会出于投机动机提升金融化水平;且商业信用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企业空间区位会影响分析师IPO定价预测的准确性吗?

本文以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 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分别作为公有信息和私有信息的代理变量,研究信息结构如何影响分析师IPO定价预测的准确性.实证结果揭示,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与"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和"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负相关;其次,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对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的影响独立于企业与分析师距离,但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对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则以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为条件,随着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增强.     

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企业“脱实向虚”了吗?

本文从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来剖释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因素,并利用2007-2018年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脱实向虚"产生了驱动效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实体企业增加了金融资产持有规模,金融渠道盈利比重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和内部盈利压力更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研发投入有助于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实业业绩和实业投资两个角度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引发的实业业绩下滑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中介渠道。结论表明,要重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脱实向虚"的驱动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并从效率层面提高实业投资的长期回报。     

产权异质性视角下供应链金融发展对商贸企业持现行为的影响

本文关注供应链金融发展对商贸企业持现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与产权的异质性,以2011-2020年上市商贸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取得的研究结论为:商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持现水平越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企业现金持有的行为呈一定的替代效应;产权性质能够显著地调节供应链金融发展与商...     

“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以2009—202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理论，为完善“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制和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依据，对优化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