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企业价值和投资的二元化,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企业投资选择模型,提出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和风险缺口是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以中国2006-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说明了金融-生产投资收益率缺口的扩大、金融-生产投资风险缺口的缩小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将投资收益率缺口和投资风险缺口进一步分解后发现,金融投资收益率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资产份额的根本原因,而生产投资风险的提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扩大金融投资的现象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如2012年以后,支撑前期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导致国内实体经济风险加大,更多社会资金流向金融领域推高了金融投资收益率,最终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份额扩大.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警惕金融风险,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金融周期、扩张战略与企业财务危机

金融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促使金融体系周期性的波动特征被广泛关注.本文以199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CF带通滤波法提取金融周期短、中周期波动成分并构建了金融周期综合指数,分析了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特征,实证检验了金融周期对企业财务危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财务危机呈现逆周期变化,即在金融下行周期,企业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尤其对于战略扩张程度激进和民营企业来说,财务危机的逆周期变化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下行周期主要通过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足两种路径影响其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本文的结论拓展了企业财务危机影响因素在宏观层面的探索,并有助于理解金融周期波动特征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对企业金融化现象产生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在市场竞争与企业金融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正确处理好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解决。     

中国金融韧性、叠加效应及其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分析

本文运用机器学习的决策树算法对中国金融韧性指数的构成指标进行筛选,使用熵权法构建2011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国金融韧性指数,基于离散小波分析方法测度了金融韧性周期并研究其叠加效应,采用BK分解方法进行不同频域下金融韧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分析.本文得出三点结论:第一,金融韧性的主周期表现为28 ～ 32个月的高频短周期,它由不同频率的波动叠加构成,主要包括金融韧性三个评价维度的叠加效应,高频短周期的波动主要由防御抵抗能力和适应恢复能力波动导致,中频中周期主要由转换学习能力波动导致.第二,在金融韧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分析中,金融韧性周期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较高的冲击影响,主要表现为高频短周期效应;而经济周期对金融韧性周期波动也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低频长周期效应.第三,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金融韧性周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小;经济周期对金融韧性周期波动的影响也较小,但是该影响在未来有增大的趋势.     

地区金融发展、异质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特征,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地级城市金融发展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及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的提升使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存在挤出影响,且挤出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如规模和所有制形式等。金融资产逐利和经营避险是地区金融发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两条途径,区分样本地区异质性后,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则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缓释渠道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形成了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进入拐点后,中国及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结构性下降是产生这一影响机制的深层原因。     

税收征管与企业金融化

税收征管不仅发挥了保证国家收入、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政策角度出发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这一准自然实验,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给企业运营带来冲击,通过现金流机制和成本机制激发了企业储蓄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现金流冲击大和实体盈利能力差的企业受到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增加了短期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投机动机、提高了企业的实体投资效率。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的思路。     

双重金融摩擦、企业目标转换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了一个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首次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为统一研究框架,并以此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进而分析双重金融摩擦因素在塑造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当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家庭间均存在金融摩擦时,顺周期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均会导致逆周期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双重加速效应,而缓解金融摩擦能够减弱上述加速效应进而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2)由于家庭资产主要采取储蓄方式并且企业自有资金起到平滑信贷波动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需求端摩擦要弱;(3)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渠道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加强对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周期性的关注,平抑由双重金融摩擦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需要依据经济周期波动状况把握适度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中国实业投资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而宽松政策和刺激措施似乎都没有明显改善投资状况,实业投资率下降成为亟需解释之谜。本文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作为金融化特征的切入点,对我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现象进行诠释。本文首先构建金融化环境下的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并弱化了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同时,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错配也抑制实业投资,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     

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货币政策调节作用视角

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为我国企业价值的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选取2016—2020年A股2026家上市公司,对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企业金融化水平提高,企业价值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货币政策在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强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同时,建议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适当提升企业价值。     

关于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探讨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理念和渠道日趋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实物投资的金融投资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各类投资主体的普遍关注。本文介绍了我国金融投资市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企业在金融投资过程所面临的风险,并针对企业金融投资风险提出了几点规避措施,旨在帮助企业降低金融投资风险,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     

利率市场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鉴于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收益存在巨额利差，目前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而利率市场化正是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由市场力量锚定资金价格，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逐步破除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利差鸿沟。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实体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利率市场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利率市场化会通过提高实体企业负债合理性、缩减金融投资超额收益及加强银行债权治理三条路径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金融企业声誉风险传导及效应研究

金融企业的声誉风险是在社会公众的思维空间中形成的，是对金融企业总体负面评价、判断与感知信息积累的风险。声誉风险爆发后传导的过程，就是混乱的、价值异化的危机信息在金融体系内部和社会公众两个路径中流动的过程。在这个传导过程中，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在社会公众间产生羊群效应和晕轮效应。基于我国金融行业的情况，通过事件研究和行为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间的传染效应和社会公众间的羊群效应占主导的结论。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通过金融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的行为激励分析

改革开放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国内企业面对的风险范围扩大,不仅面临政策性风险、市场风险等,还面临由金融市场传导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本文简介了金融期货市场的产生、现状及其金融期货种类,企业在营运过程中会遇到的众多风险,为避免上述风险,企业的领导者就会产生相应的通过金融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的行为激励,最后对企业的行为激励进行分析.     

地缘冲突风险、大宗商品金融化与农产品期货价格波动

全球范围内地缘格局的调整对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波动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为此借助TVP-VAR模型，基于2013年1月至2022年7月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地缘冲突风险对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冲击的时变特征，并探析了大宗商品金融化在其中的传递效应。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内，国际地缘冲突风险会降低国内农产品期货收益率，而国内面临的地缘冲突风险则提升了国内农产品期货收益率。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传递效应的解析表明，大宗商品金融化对农产品期货收益率具有正向冲击，国际地缘冲突风险在中长期抑制了大宗商品金融化，叠加投资者悲观情绪导致国内农产品期货收益率下降；国内面临的地缘冲突风险则提升了大宗商品金融化，在供需基本面失衡状态下引发国内农产品期货收益率上升。在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研究结果为利用农产品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