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国际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一个文献综述

成本加成定义为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其大小通常度量了企业的市场势力和贸易利得。自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来,企业成本加成就因其所蕴含的丰富福利内涵与政策含义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贸易文献关于企业成本加成由外生不变到内生可变的理论演进过程,归纳和评述了测度成本加成的两类主要方法,考察了内生可变成本加成的五大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内生可变成本加成与贸易利得的关系,并发掘现有研究不足以及今后研究拓展的方向。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出口企业加成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深入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同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人民币升值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且对于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加成率的负面影响越大;(2)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且可能存在1年的时滞,它对企业加成率的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增趋势;(3)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特征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强而增强;从所有制性质来看,私营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较大;在贸易方式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加成率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小.进一步地,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文章为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上市服务企业出口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发展服务出口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模型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选择及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选择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影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选择行为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该研究拓展并丰富了中国服务企业出口方面的研究,对服务企业出口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具有启示性意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基于引力模型的分析

不断上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否有助于解释全球贸易的低速增长呢?文章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沉没成本、实际需求和预期三种渠道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然后利用国别配对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规模不但受到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其相对增速的影响,但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与进口国的宏观经济状态有关,在失业率较高时期表现更为明显;(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存在门限特征,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期的影响明显高于程度较低时期的影响.文章不但有助于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的低速增长,也指出了国际间的政策合作和反对"逆全球化"进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实现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途径.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否限制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提升?针对此问题,基于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生产和贸易匹配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加成率。有关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减少企业出口的概率和降低出口产品质量,从而限制企业提升加成率水平,表明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中的生产率渠道、出口渠道和出口产品质量渠道均存在。为此,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以提高中国企业加成率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承载"互联网+外贸"的贸易新业态,通过交易模式变革、交易环节简化、交易流程优化,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本文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CBEC)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 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选取2010—2021年4058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机制研究得出，债务短期化与融资约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中介机制；“稳外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与23个国家相关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抑制作用更大;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农产品贸易。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国内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整频率、密切关注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产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币汇率、依市场定价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依市场定价"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资源配置扭曲指标——"加成率离散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份额越高,加成率也越高,但其出口加成率对汇率的弹性也越大。因此,在出口市场份额悬殊的外向型垄断行业中,本币升值会相对压低高市场份额(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率,缩小行业内"加成率离散度"。本文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结合倍差法发现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外向型行业的"加成率离散度",但该资源配置改善效应仅在垄断行业中显著。分位数倍差法进一步发现,升值相对压低了垄断的外向型行业中高加成率企业的加成,直接地缩小了"加成率离散度"。升值还对垄断行业中的低生产率企业产生了倒逼效应,减轻了资源配置扭曲。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提高了加成率吗?

本文以加成率为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中国工业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ODI)进行了检验。经验结果显示:(1)对非洲ODI当期具有显著负向的加成率效应;(2)经验证据表明对非ODI显著提高了企业滞后期加成率水平;(3)技术研发和生产加工类对非洲ODI具有显著正向滞后"加成率效应";(4)非国有企业对非直接投资行为提升了加成率水平,但是国有企业并不显著。提出引导企业集群化、专业化投资,积极参与东道国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与投资环境等对策。     

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

本文针对近期中国出口波动幅度增加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出现"过度反应"的事实,利用中国对5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以及出口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变量,研究了外部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波动的数量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从数量关系上来看,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的量级在短期内要远远大于传统上所考虑的供给、需求以及汇率因素所产生的影响;(2)使用灾难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明,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存在着稳定的负向因果关系;(3)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这些发现意味着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经济环境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之选,而企业要着力对未来的需求形成科学有效的预判,以期对冲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产品价格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以中国入世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如果不加入WTO,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中国消费品价格,使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平均降低1.02%,但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竞争降低了中国消费品的价格,使高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费福利上升0.004%;收入越高的城市居民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所损失的消费福利越大,在出口国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竞争中所获得的消费福利越大,主要原因是其对非农产品的支出份额较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市居民消费福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最终品进口来实现。这意味着通过稳定的贸易政策,比如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增加消费福利,但也要关注由此带来的消费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