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风险因素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从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率、金融业基础设施四个角度,构建模型讨论金融风险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关系,得出结论：东盟汇率变动、利率变动和通货膨胀率变动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的变动都呈负相关关系,东盟金融市场中汇率提高、利率升高和通货膨胀率增加均会导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量的降低;金融业基础设施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静态面板中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动态面板中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不管金融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热度不减。最后结合中国与东盟宏观经济发展现状,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避免国际结算风险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正>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涉及的是海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问题,指的是资金投向哪些地区。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别存在有特定的区位优势,所以,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时将面临着如何获得和利用这些不尽相同的区位优势的战略问题,在此,通过对以下几个不同地区市场特点的分析来论述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     

基于消费者偏好的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类型选择研究

综合考虑东盟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和东盟企业的偏好差异以及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依赖度的不稳定性,基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层面,对中国企业以及东盟企业的市场份额和消费者偏好进行实证分析。当两个不同地区的企业都从事第三产业时,消费者偏好于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偏好也会增加,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高于东盟企业;当两个不同地区的企业都从事第二产业时,消费者偏好于东盟企业生产的产品,且随着生产要素依赖度的提高,这种偏好也会增加,但东盟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应根据东盟国家经济环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类型。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研究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

以2015年为基期,将54个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作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东道国制度环境、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以及双边投资协定(BIT)三个方面考察了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选择了5个指标作为前因变量——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政治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分析前因变量之间的何种组态可以最终导致结果变量——中国对东道国高OFDI投资规模的产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小是中国对其进行OFDI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两国之间较小的正式制度距离,包括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存在替代性;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对中国对其OFDI规模产生正向的影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策略

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策略思考，在具体行为上要与产业相结合，注重效益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

近年来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面对持续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和长期存在的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能源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国外能源、开拓国外能源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是否与其他类型投资一致？本文运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基于中国2006—2015年对57个国家的能源投资企业/项目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并且偏好与中国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符合“制度接近论”;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道国能源禀赋、发展水平对海外能源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非对称效应,在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距离对中国能源对外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有关的研究,再以中国对外直投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认为具有不同寻求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投所倾向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也将具有很大差异。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

本文在分析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影响OFDI的相关因素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利用我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测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和验证,得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效应。最后,本文针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给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动力的浙江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活动增长迅速,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呈现出绝大多数集中于亚洲地区、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为重点地区、非洲国家成为新热点等特点。论文认为开拓市场、扩大贸易出口、开发资源、利用竞争优势和利用国外资金是浙江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动力,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外资酒店进入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

中国酒店业保持快速跨越式发展势头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跨国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扩张与发展。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决定跨国酒店集团区位选择的因素,并且评价跨国酒店集团投资战略中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分别以入境旅游人次、旅游者花费、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衡量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以人均 GDP衡量的商业环境,和以政策及重大节庆活动代表的虚拟变量检验其是否是影响酒店集团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这对跨国酒店集团未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探析

FDI的区位选择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已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国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针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等地区的FDI区位分布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区位选择应当注重“聚集效应”的区位选择,保持成本优势的区位选择,选择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和结合企业自身特点的区位。     

我国对境外铁矿资源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从铁矿石储量、生产及出口能力、与我国政治经贸关系三个维度详细分析了境外铁矿石投资的初选靶区,运用投资环境分析法得出了我国对海外铁矿石资源投资的理想区域。不仅对海外铁矿石资源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境外矿产资源投资的区位选择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制度解释——基于OFDI S模型的理论分析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 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从理论上对OLI范式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并对中国企业OF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虎城：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

本刊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近日表示,以今年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特别是投资协议生效作为标志,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将进入快速增长期。今年上半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约31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约12亿美元。     

我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否合适,关系到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因此,我国纺织企业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资源、优惠政策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将低端加工制造业务向要素成本和技术水平都更低的国家转移,重点投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同时也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资源。     

基于资本要素流动的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研究

本文借鉴国外最优货币区的实证研究方法,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人民币未来的发展路径及人民币区域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