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立法如何驱动城市低碳转型

推动城市低碳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基于非径向的动态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NSBM）,通过双维度考量城市内部网络结构与时间跨期因素,测算得到2003-2018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低碳转型动态评估指数;然后,以城市实施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城市环境立法对低碳转型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城市环境立法能够显著推动低碳转型进程,且这一影响效应随立法强度的提升而增大,这一结论在多重情形下依然稳健。综合型环境立法和大气污染环境立法更有利于推动经济低碳转型。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对创新型政策试点城市、“两控区”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城市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环境立法主要通过环境信息披露监督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来推动低碳转型。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对相邻城市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协同推进与完善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持续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是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能否赋能区域技术创新——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

为探究人工智能是否对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具有赋能效应,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显著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创新环境在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人工智能有助于优化创新环境,聚集人才并吸引投资,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越密集的地区,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越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对于3种不同创新类型,人工智能均表现出显著促进效应,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促进作用呈现由低到高的特点。非线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技术创新整体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手，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11—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加剧银行业竞争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这种作用具有异质性，表现在失信环境越好、教育水平越高及城市规模越小的地区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的作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中数字经济的应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运用信用机制赋能绿色发展的创新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其潜在机制在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够强化政府环境监管、市场环境监督、媒体环境监督和公众环境监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督促企业提高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独立董事占比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以及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保投资效应更显著。本文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有效性,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环保部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及企业优化环保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中国2005—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产业集聚、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依赖及工业化水平差异,数字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在一二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的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推动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和工业生产方式集约化转型赋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在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强化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创新竞争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应结合城市发展特点积极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培育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动能,充分释放数字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最强音，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且这种助推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等构筑共建机制、共富机制以及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参与共建与共富的条件和机会，提升致富能力，进而创造丰盈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丰裕的精神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进而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助力共同富裕。     

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转型

立足中国2009—2021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新基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对低碳经济转型发挥显著推动作用,且二者与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新基建水平提升能够增强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赋能效应;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与绿色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新基建、低碳经济转型之间发挥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后,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新基建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助力作用均明显增强,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的三层子维度均有利于低碳经济转型,其中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分析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探讨营商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然后以2009-2018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智化转型与应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数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营商环境越优良，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同时，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人工智能、就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性力量，势必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并将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纳入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低碳水平，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理论机制来看，缩减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可以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技能劳动力会强化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抑制高质量发展，低技能劳动力会加剧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同时各地区应根据就业结构等客观实际制定差异化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数智赋能区域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研究——基于TOEP理论框架

数智化是产业升级发展方向,其要素配置方式是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的关键。以“技术—组织—环境—进程”框架构建影响因素维度,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进行组态分析,探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结果发现：前因变量中不存在必要条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存在5条典型组态路径,其中“技术—组织”侧重技术研发推动,“环境—进程”由需求拉动引发,两者形成互补性赋能模式;进程维度在4条赋能路径中作为有效条件,与以往忽视进程维度不同,数智应用对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发挥关键作用;高创新绩效区域均选择“技术—组织—环境-进程”路径,其它区域可依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路径,通过增强要素间协同能力优化赋能效果。     

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一系列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贡献度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第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新基建赋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新基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引导基金投后赋能与实体企业发展——来自被投企业的经验证据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大、投资范围广，是我国引导社会资本服务实体企业的重要手段，然而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实体企业发展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以2009—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投后赋能促进被投企业发展。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升了被投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主要通过投后赋能中的信号和资源机制，而非治理机制。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后，被投企业加大了人力和资本投入，但并未增加创新投入；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地投资比本地投资更能提高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单独投资和共同投资无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加强投后管理、提高资金在被投企业中的使用效率、改善投资方式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提升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效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中国2011—2019年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六度空间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公众环境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公众环境关注是数字经济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的重要中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非线性递增的特征,并且具有“本地—邻地”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可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FDI知识溢出对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区域低碳创新网络发展面临的可持续转型增长问题,以及环境规制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直接关联特征,通过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J SBM模型测算低碳创新网络效率,运用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动态演变规律与区域异质性,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线性面板回归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以及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整体较为收敛,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人力资本和吸收能力因素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显著正相关,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提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FDI知识溢出、提升低碳创新网络效率;门槛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明显,不同年份同一地区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两个途径,促进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弥合区域“数字鸿沟”、夯实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构建创新要素汇聚机制,有助于发挥数字经济在制造业提质增效中的引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