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金融危机产生的文化土壤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欧美，波及世界。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也促使众多的学者从学理上反思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土壤。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问题，具体来说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这是有道理的，但仅仅局限于经济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够的。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化历程及其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向全球扩张蔓延的过程中,对拉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应有清醒而足够的认识。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述评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建立“小政府”并大力限制政府的作用。本文对其市场经济理论作了简要评议，认为他们的基本理论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对其理论和政策采取分析的态度，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利用其有用的东西，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考察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流派体系,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近20多年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抑或是社会转型国家,还是在新兴工业体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可以主要从所有制、公共服务机制和政府职权范围三方面得到启示和借鉴.     

对拉美公共设施部门规制政策的思考

在上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自由化改革中,拉美各国的公共设施部门的放松管制与私有化改革大多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从而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灭,也重新验证了传统理论中关于公共部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而不能简单放开的基本判断。从理论上看,公共设施部门由于其自然垄断性与规模经济性,因而难以简单的推行市场化改革,而传统的国有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又容易导致其运营机制的僵化。因此,借助拉美的经验,探索自然垄断性所导致的政府规制与市场化改革所要求的放松管制之间的均衡,并借助产业政策手段,提出利用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公共设施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等观点。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和政策手段。拉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自身未及时转变发展方式外,从外部来看,无疑是中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中国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

尽管新自由主义被普遍指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并在危机爆发以来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但至今仍然没有消逝,且在部分国家有加强之势。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原因来看,它不仅创造了实力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保障了2008年危机之后政治上的屹立不倒,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从外部原因来看,新自由主义之后缺乏有力的替代方案。导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目前没有出现,而作为根本替代道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处于缓慢的探索过程中。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继续面临新自由主义统治的现实。     

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促进了一系列长期的经济扩张,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为这次体制危机埋下了根源。历史表明,未来的经济结构中,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会扩大。     

大数据：重塑“新计划经济”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肇端于1960年代的“新计划经济论”经历了一个从“计算机社会主义”到“大数据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理论信条是“算法为王”，即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化。此信条在今天的典型表达是：大数据使整个经济生活呈现出一种可视化图景，“看不见的手”已然清晰可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新计划经济”论虽然持有对“市场”的承诺，却把经济计划全然奠立于大数据基础上，并由此提出全面恢复计划手段的实践构想，从而陷入否定“市场”也即否定大数据存在根基的理论境地。走出“数据拜物教”迷雾可以看到，大数据不能重塑“新计划经济”，但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新工具，大数据能促成“市场更加有效”与“政府更加有为”的双赢格局。     

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困境与中国方案——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从历史演进看,西方强国为维护本国利益会阶段性地从自由主义偏向保护主义,但长期来看自由主义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基调。当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具有矛盾性,表现为在全球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经贸合作,其实质是在政治周期、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寻求利益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不仅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应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在多边经贸体系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积极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合作共赢升级。     

奥巴马政府拉美政策走向分析

近年来拉美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随着拉美左派的崛起,反美力量的增强,美拉关系一度有所降温。由于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忙于国内经济复苏、中东反恐与“亚太再平衡”等问题,美拉关系没有得到实质改善。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对奥巴马政府新任期拉美政策的走向进行分析预测,能使我们对美国的拉美政策有更深入清晰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深化新时期的中拉关系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自由主义范式对转型国家的危害及反思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的战略,并引发了严重的转型危机,而当前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集中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私有化、绝对自由化的转型战略的内在弊端,它所造就的畸形经济体制在市场秩序、产权制度、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及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不稳定性、脆弱性和无效性,从而成为导致危机加剧的深层制度根源。经历危机洗礼后,转型国家势必要对指导本国转型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做出重大调整,探寻到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有效转型与发展道路。     

服务型领导的跨文化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服务型领导的提出和研究开始于北美文化圈,随着近年来服务型领导研究的深入推进,服务型领导的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通过对北美文化之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服务型领导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后发现,学者们对服务型领导的跨文化适应性、融合性、有效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同时也发现服务型领导在保持其原本特色之外,也深深地打上了地区社会文化烙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服务型领导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民工就业歧视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民工就业歧视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虽然暂时维护了城市中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利益,但它既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又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民工就业歧视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为长期形成的制度性歧视和市场失灵而导致的工资歧视。消除这种歧视现象,必须完善现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民工保障机制,健全民工维权立法和民工培训制度。     

股指期货会带来瀑布效应吗？——来自次贷危机的证明

布雷迪报告认为股指期货的瀑布效应是1987年美国股灾的重要原因。然而,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尽管世界股票现货和期货市场都出现了大幅暴跌,但无论是简单数量统计还是计量分析,都没有发现瀑布效应存在的证据。相反,股指期货为现货市场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现货市场的过度反应起到了一定修正功能。     

论加强我国证券市场的诚信建设

诚信是证券市场的生命线,是证券市场健全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讲,证券市场就是一个信用市场,证券市场上经营、监管的都是信用。诚信原则是市场稳定运行的灵魂,诚实守信是合格市场主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表明,有效的监管不仅是市场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市场逐步走向规范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诚信体系和证券市场诚信规范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分析其诚信缺失的原因,规范证券市场的运作,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就业与工资水平

工资不仅仅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这样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也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的复杂问题。本文通过对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就业与工资水平的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工资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工资水平的决定过程及其一般特点。     

寻求体制内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与职工是通过劳动合同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实际存在的是劳动雇佣关系。对由于劳动收入低下引发的贫富差距,采取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体制外的调整不能代替体制内的解决方案。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形成有利于劳动者的就业市场,营造体制内有利于劳动收入分配的市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