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基于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的代际差异。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并通过比较影响新生代和传统农民工参保行为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代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非正规性、移民倾向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异地择业意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西部6省400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与其常联系的朋友、打工动机、从事的行业、工资预期等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其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呈显著的负相关。家庭是否有老人或是未成年人、每月电话费花销、就业渠道、预期持续时间与择业行为无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农民工择业行为均为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中国中部地区6省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中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已婚、受教育水平较高、有职业技能、家庭耕地少、居住地在偏远乡村的农民工倾向跨省流动。与省内就业相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较高,主要从事制造、建筑等行业,但是,其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环境有待改善。联系当前产业梯度转移加快和劳动力趋于短缺、农民工回流加速的背景,本文认为,应加快产业梯度转移和结构调整,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和生活环境,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辽宁省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去向进行分析,从而为她们的城市就业状况提供素材。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总体比较差,表现在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工资低等方面,受教育年限是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去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工作年限次之。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产业转型背景下中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流动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本文运用江西省赣州市和宜春市工业园区的16家企业的390名务工人员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累计外出打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可能发生就业流动;农民工对就业培训和讲座关注度越高流动性越大;男性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就业流动倾向;农民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越高流动性越小;农民工就业地区的产业转型度越低流动性可能会越大;年龄小的农民工更愿意流动;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流动性越大。     

为什么多数农民工子女留守而不流动

本文利用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多数儿童留守而少数儿童流动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是限制儿童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是否从事自营业务、能否获得社会保险以及是否有非就业的成年人陪同。制度因素呈现了一定影响,包括高考制度限制引起初中阶段流动儿童大幅度减少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险有利于儿童流动。结论是通过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外收入能力和照料能力,从而有利于儿童流动和完整家庭迁移。     

农民工家庭梯次流动分析——基于辽宁省的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辽宁省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家庭梯次流动特征以及不同类型城市、不同年代农民工家庭梯次流动差别,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及流动类型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劳动力转移表现出梯次流动的特征,家庭梯次流动基本上以丈夫先锋梯次流动妻子随迁就业的形式为主。在大城市,无论是丈夫先锋梯次流动还是妻子先锋梯次流动,夫妻另一方随迁未就业的比重一般较低,而在中小城市这种现象却不明显。人口流动的家庭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的重要标志。影响家庭梯次流动的因素中,就业和收入的相对稳定性是决定家庭梯次流动的关键因素,家庭拥有更多的耕地、宅基地对家庭梯次流动有负向影响;家中有在校学生会促进家庭梯次流动,对收入的乐观自评、永久定居城市的意愿将促进家庭梯次流动。与丈夫先锋梯次流动家庭比较,家中60岁以上老人和6岁以下子女数对妻子先锋梯次流动影响较大,小城市更有利于妻子先锋梯次流动;就业收入相对稳定、中等城市、家中有在校学生促使家庭选择夫妻同时流动。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宅基地改革、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将有利于农民工家庭梯次流动。     

农民工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沈阳市的抽样调查

利用沈阳市281份农民工抽样调查样本,以职业流动次数作为衡量劳动力职业稳定性的指标,运用负二项回归对农民工职业稳定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就业距离及工作年限是影响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来说,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加速职业流动。     

性别差异视角下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西部6省(市)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河南、湖南、贵州等6个省市的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来探讨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合同以及就业地点等多个方面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始终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对男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寻找工作的渠道对女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最后从缩小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的性别差异和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技术进步影响农民工就业和收入了吗——来自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下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异质性农民工中的低技能农民工就业“降级”,中等技能农民工就业“极化”,而高技能农民工就业“升级”。(2)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异质性农民工就业岗位升级和技能溢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等技能与高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向上流动、技能溢价，尤其是对高技能农民工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按岗位分组后发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导致高端岗位内部对农民工技能溢价的提升大于中端岗位的影响，并且高技能农民工在高端岗位内的技能溢价最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本文运用2011年针对辽宁省沈阳市96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利用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前接受培训情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显著因素.同时,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水平、不同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人力资源能力对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分析基于1 242份农民工调查数据

[目的]文章基于辽宁省1 242份实地调研数据,验证人力资源能力对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方法]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自我发展能力、尊严生活能力、融入城市能力和谋生就业能力4个维度测度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其次采用计数模型和排序模型分别验证了人力资源能力与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职业流动等级、职业流动方向的关系。[结果]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总体较低,其中自我发展能力、尊严生活能力、谋生就业能力均较低,而融入城市能力较高;女性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偏低,职业类型等级不高,且流动方向主要呈水平流动或不流动;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和谋生就业能力是影响职业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源能力和谋生就业能力越强,职业类型等级越高,越有利于向上流动。[结论]充分发挥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能力优势、提升人力资源综合能力,是推进人口城镇化、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关键。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及其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基于搜寻与匹配理论

本文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经历的跟踪数据,将每次就业决策时进行的职业搜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保留工资设定、搜寻渠道选择、搜寻努力程度投入、就业决策,探寻职业搜寻过程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随流动次数而变化,首次非农就业决策多产生于进城之前,之后主动职业搜寻增多;搜寻渠道以社会网络为主,社会网络效果越来越具体和直接;搜寻努力程度不够,更多将精力用于社会网络维护而非职业搜寻投入;农民工职业搜寻对职业向上流动影响程度与城市居民显著不同;在通过职业流动和提高保留工资实现职业地位上升方面农民工群体更显著;在搜寻努力程度方面城市寻职者更显著;在搜寻渠道方面社会网络质量影响农民工群体,而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城市寻职者。     

农民工职业流动受人力资本影响效应

根据调查显示,主要有两个方面要素决定新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分别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力资本保有量不多的因素和人力资本增长较小的因素,其中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保有量不多是由于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层次较低以及职业技能培训欠缺,人力资本增长较小是由于农民工收入不高、工作环境不佳,没能在知识和技能上有所提升和突破。他们所参加的工作大多是没有什么技术水平、出苦力的工作,造成职业流动方向单一和流动频繁,使得流动在提质方面没有达到预估值。基于此,本文浅谈了农民工职业流动受人力资本影响效应,以供借鉴和学习。     

以就业稳定性为导向的农民工培训探讨

农民工培训是解决其就业问题,推进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文章以相关调查统计数据及实证研究结果为佐证,运用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劳动力供求关系、非自愿流动与自愿流动等理论,对以就业稳定性为导向的农民工培训进行了探讨,研究结论认为:就业稳定性是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切入点.农民工群体知识技能水平偏低是就业稳定性低的重要原因,培训是提高职业技术水平的有效方法,农民工培训应以就业稳定性为导向.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

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