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异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别,而在中部地区则没有体现。     

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以生命周期假说为依据,通过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构建了消费理论模型;利用2003~2011年的浙江省地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呈显著的负向作用,少儿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将平均减少0.044%;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呈显著的正向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将平均增加0.76%。当前浙江省少儿人口抚养比呈递减态势,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呈递增态势,两者协同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应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市场的影响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预测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向至关重要。实证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少年抚养比产生正向影响,且前者影响强于后者;各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差异,老年抚养比在东部、西部、中部的影响依次减弱,少年抚养比在中部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应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区域住房市场的影响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此增强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物贸易收支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贸易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章在回顾分析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货物收支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设。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在对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黑龙江省2000—2019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Stata16.0对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相关性,老年抚养比对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优化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

居民部门高储蓄、低消费困扰中国经济.笔者采用1978年～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ECM模型方法,通过研究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探索居民部门高储蓄的原因.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少儿抚养比下降提高居民储蓄,老年抚养比上升降低居民储蓄,少儿抚养比的影响较老年抚养比大,约是老年抚养比的3倍;从影响时间上看,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是长期影响,时间长达20年.     

独特人口年龄结构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分析

人口做为生产国民财富、创造国民收入的本源力量——劳动力的自然母体,其本身又构成了对产品进行消费,提供消费购买动力的基础,因而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刻关系。二战后的日本与今日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均发生了急剧变化,形成了一种既别于发达国家,亦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人口年龄结构。实证分析显示,这种独特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特殊要求。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已完成了向老年型的转变,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年龄结构严峻化的形式对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的焦点问题.研究失衡,不能仅关注投资、汇率等层面的原因,还要探求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经常项目的盈余状况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并粗略预测今后全球经济失衡分布的变动趋势.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

本文以绝对收入假说作为理论基础,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将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引入消费函数.通过对武汉市2000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由于武汉市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标准消费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的总消费和消费率水平会相对降低.武汉市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应当对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社会文化与个体经济背景变化给予充分的重视.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视角

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劳动力转移之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中国农村劳动力产出仍然为负值,土地面积对农业产出没有必然的正向关系,劳动力转移仍将持续进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影响研究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本文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 从储蓄、 就业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入手, 分别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通过协整检验、 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探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 并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升高是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 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引起了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本文最终提出把握新常态机遇,政府引导发展老龄服务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准备应对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储蓄效应

在一波"婴儿潮"发生后,社会中人口年龄结构将渐次呈"金字塔形"、"橄榄形"和"倒金字塔形"分布,人口抚育比也随即发生改变,并进一步传递到国民储蓄上.实证显示了人口抚育比与国民储蓄率间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在单独对中部地区的研究中却发现,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对此,本文认为劳动力供给可能不是外生的,当个体发现其家庭抚育负担较重时,他们可能会减少闲暇、增加劳动供给以提高收入和储蓄.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一个“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红利"理论来自于实证研究,缺乏一个直观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在Ramsey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建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1965年~2009年1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反之,则提高经济增长率;抚养比降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2.8个百分点,后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前者的2倍。     

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区域间的比较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建立P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存在很强的惯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对西部的影响可以忽略;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在西部最大。第三,城镇化率对东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对中部影响最大。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最后简要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