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区域差异

基于2011~2013年大气污染物治理投入、排放和去除数据,利用Super-efficiency DEA和Malmquist模型,首次同时计算了工业废气及其分类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的治理效率。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治理效率较低,投入冗余与去除不足并存。相对各自的前沿面,不同污染物治理效率差异明显,氮氧化物的去除率最低,治理效率也最低,其次是二氧化硫,而烟粉尘治理效率最高。从地区分布看,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以西部最高,其次是中部,再次为东部。烟粉尘的污染治理效率呈现中部、西部和东部依次下降格局。而氮氧化物的治理效率以东部最高,其次是西部,再次是中部。二氧化硫的治理则西部最高,其次东部,再次中部。总体而言,治理效率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但NO_x的治理效率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提高。故应根据治理效率差异,提高治理技术水平,增加设备投入,优化投入结构,保证设施运行效率。但从根本上还需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清洁能源替代和节约能源,强化环保法规的完备性和执行度。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与大气污染治理对策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需求增长更加迅猛。化石能源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的负外部性问题。从根源上说,这是我国能源发展方式存在着问题,长期积累就集中暴露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要改善大气环境和解决雾霾问题,就需选择适合国情的可替代能源,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加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推动形成全社会齐心协力防治大气污染的治理格局。     

能源约束条件下的工业结构优化研究——以吉林省工业结构调整为例

能源是现代工业的支撑和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高耗能的工业结构矛盾日益彰显,能源供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以吉林省为例,针对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能源问题,重点探讨了在能源约束下如何进行工业结构优化问题。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与效果分析——基于超效率DEA与联立方程模型

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大气污染治理挑战。当前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如何,是否取得治理效果,这是亟待探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模型,从"投入-产出"视角测度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并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对改善大气环境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上水平不高,距离实现DEA有效存在较大差距;第二,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并显现出东中西部地区逐步收敛的趋势;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高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但在西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与治理效果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因此,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是改善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而西部地区应加大治理投入,合理承接地区产业转移。     

环境伦理与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关系研究——基于SBM-VRS模型

基于京津冀等地2003-2010年面板数据,从政府、企业和公众各主体出发,先用SBM-VRS模型测算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再采用回归模型来分析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与京津冀等地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从整体而言,京津冀等地政府环境伦理行为、企业环境伦理行为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公众环境伦理行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地域而言,不同省市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伦理行为方面提出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各个省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建议.     

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困境与政府路径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公共性、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城市大气环境保护中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而对地方政府提出了制度要求.但现实情况表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弱化了地方政府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能力.因此,建立政府为主体、市场补充、社会参与的多中心制度供给,破解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瓶颈.     

环境效率、能源效率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

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提出了单要素效率和要素联合使用效率的定义,然后应用2003～2007年的省级数据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环境效率、能源效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区域特征,东部的协调度比西部和中部高些。各地产业结构、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分工结构、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的投入均可解释我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差异。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论上市公司结构优化与治理效率改进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产权虚置、内部人控制等机制缺陷,这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状况之间密切关联。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高度相关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行优化,对提高公司法人治理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电力生产、跨省交易与能源环境效率

将电力生产作为先行于其他社会生产的生产环节,在考虑规模越来越大的电力跨省交易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工业废气总排放量、工业废水总排放量等)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省域能源环境效率。结果表明:与考虑电力生产和跨省交易的网络DEA模型相比,利用传统DEA方法会高估电力输入省的能源环境效率、低估电力输出省的能源环境效率。指出调整电力生产布局和跨省输送网络可以有效提高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     

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

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也从客观上影响环境的改善。本文介绍了我国经济和环境的状况及特点,以大气污染为例,分析我国大气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的特性,发现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并用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来分析和验证这种关系,从数量上具体描绘出两者互为影响的关系。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

文章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20年能源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能源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纳入同一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能源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水平而降低能源碳排放效率。因此,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绿色绩效考核,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从而实现能源碳排放效率进一步提升。     

我国商业银行产权、治理结构与效率实证研究

在银行内部结构要素中,产权是影响银行效率的最基本因素,但现代商业银行的两权分离为治理结构优化提高效率留下了空间,也为产权、治理结构的优化寻找到突破口。文章结合产权结构安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进行公司治理改革,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熊华文 从源头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增效

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增效策略,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转入生态环境部以来,我国继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作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增效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效?未来如何继续发力?为推动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能源转型变革之路怎么走?有哪些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在2020年12月10日举办的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2020年度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熊华文以"加快能源转型变革,从源头推动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协同治理"为题发表主旨演讲,现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能源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能源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一,使能源发展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最主要部分,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居高不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能源结构显示出不合理性,为了应对能源供应、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应该在未来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使其优质化、合理化.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应充分考虑能源的影响作用.我国现在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增长力度下,能源结构调整应做出充分适应,以保持增长和发展.     

结构变化、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预测——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一个长期电力需求模型以分析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如预期的一样 ,当各种因素受市场力量的进一步约束时 ,影响需求的各项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改革以后更加稳定也更为显著。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为预测中国电力总需求的短期波动提供了适合的框架。 1 978年经济改革以后 ,需求的GDP弹性估计为 0 .8左右 ,低于改革前 (1 978年以前 )。结果表明 ,虽然GDP仍是影响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但电力需求与中国的结构变化及效率改进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 ,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高的电力需求 ,并解释了为什么 1 998年经济增长率为 7 8% ,但电力消费却只增长了 2 8%。     

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模型的实证研究——以河南六市为例

河南是中原重要省份,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产业能源消费比重占全市总能耗2/3以上,能源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也不合理。按目前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运行,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文章建立优化模型,对河南六市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