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吗?——基于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视角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OFDI驱动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并且对成果转化效率促进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OFDI逆向技术创新溢出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均呈现正向“倒U”型非线性特征。在环境规制调节下,OFDI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企业OFDI与出口产品技术提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

文章将OFDI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从理论和机制上进行分析,认为OFDI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投资动机和所在行业因素上具有差异性,并运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除了非经营类OFDI以外,贸易销售类OFDI、研发加工类OFDI、多样化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研发加工类O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最大;而轻纺制造业企业选择贸易销售型OFDI、资源加工企业选择研发加工型OFDI、机械电子类企业从事多样化OFDI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文章还分析企业技术提升持续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非正式制度与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学习效应:基于PSM-DID的分析方法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即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存在较强的学习效应;非正式制度即文化、关系网络及人才是影响母国投资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延长企业创新持续期,但非正式制度的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持续期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为提高跨国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建议,凸显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走出去"面临的非正式制度"玻璃幕墙"。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OFDI对中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借助GMM分析探究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对于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现阶段,全国性的、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已体现。进一步检验发现,技术市场水平能够促进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逆向溢出的吸收呈积极影响,金融规模削弱了对逆向溢出的吸收,经济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效率等的作用效果以及所有变量的作用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O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组织柔性视角

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国95家A股上市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板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结构柔性、学习能力、整合能力等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组织柔性对二者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行分样本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结构柔性、学习能力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整合能力则不显著。非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投向发达国家比投向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利润率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11)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资产利润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资产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在将OFDI样本按照投资动因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技术研发类OFDI,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商贸服务类、当地生产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在将OFDI按照不同的投资目的国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率对投向发达国家的OFDI决策影响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

为了考察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区位的重要影响,本文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等四个方面度量政治因素,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个东道国、4年204个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量结果发现国家间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四个政治因素变量在不同计量方法(PCSE和GLS)下都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OFDI如何影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投资双元性视角下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上市公司OFDI相关数据,以2007～2017年OFDI上市企业为观测样本,基于投资深度、广度双元性视角系统探究OFDI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研究发现,OFDI投资总规模及投资深度(平均规模)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先改善后恶化),投资过度情形下"例U型"关系依然稳健,投资不足情形下OF...     

中国企业“走出去”税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

企业＂走出去＂是党和国家确立并实施的国家战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广泛实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当今世界各国疲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国资本显示出较强的信心和实力,掀起了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然而,我国对外投资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大力扶持与激励,税收是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如何加快税制改革,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目前理论界和有关实际部门应重点研究的课题。     

OFDI与企业R&D投入关系中的“门限效应”分析——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OFDI对各地区企业RD投入的非线性影响及政府干预在OFDI对企业RD投入影响中的作用。研究发现,OFDI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显著的存在基于政府干预的门限效应:政府干预未跨越门限值时,OFDI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干预跨越门限值后,OFDI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我国OFDI宏观绩效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从投资中获得的经济社会效应相匹配。本文首先运用灰关联系数建立多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构建熵权TOPSIS绩效评价模型,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以2005～2009年全球排名均在前25位的14个国家为评价对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绩效进行相对评价。结果显示:在2008年之前,我国OFDI绩效呈现出上升态势,且与其自身的上升势头相匹配;但在2009年,我国OFDI绩效表现不佳,投资增长未能带来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效应。     

融资约束是制造业企业出口和OFDI的原因吗?——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贸易与投资逐渐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组织形式。文章构建了可用于分析融资约束与企业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发现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实现出口,融资能力最强的企业则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发现对出口依赖度较高且金融市场尚发育不完全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进一步减少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金融市场摩擦,帮助最有竞争力和最高效率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从而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实现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