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期劳动力需求均衡点原则新议

短期劳动力需求模型是短期成本分析的一个元素,理应遵循短期成本分析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但由于劳动力资源以个人为单位,劳动力投入量以间断的点为自变量,在均衡点的选取上如果遵循原有模型的标准会稍有疑难。本文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新议。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劳动市场从业率影响的动态弹性分析

汇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会产生系统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直接影响一国劳动力市场的从业率.本文通过建立汇率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从业率变动之间关系的动态弹性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从业率的短期动态影响.该短期影响显著表现为动态的负向冲击,即本币汇率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岗位创造,从而降低了劳动市场的从业率.     

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工作搜寻理论的两个模型入手,分析了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这两个模型都揭示了较高的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不充分会损害求职者的福利,降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严重时甚至导致劳动力市场失灵。最后,本文利用这两个模型的结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二元经济的人口流动模型

本文以二元经济论的人口流动模型为基础，综合我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采用“托达罗式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劳动力流动的短期模型，并分析了对模型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而解释“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转移模式与地区差距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支持韩国首都功能搬迁的财税政策——对北京市首都功能疏解的启示

韩国世宗市的成立和对中央行政机构等的搬迁以试图均衡区域发展,解决首尔都市圈的过度集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迁移以及希望持续带动劳动力的流入需要财税政策的大力支持.以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为主的短期财税政策对于支持机构、产业搬迁成本费用分担十分重要,但长期来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才是支持机构人员、转移劳动力实现安居乐业的关键.北京作为首都也面临着类似的大城市病,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首都功能疏散以及城市副中心建设也正在加紧实施中.从财税政策视角分析,我们发现新城市建设和机构人员搬迁需要重视成本效益分析;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是影响长期人口布局的关键;城市集聚经济与区域均衡发展的权衡也需进一步反思.     

试述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统一完整,而是处于分割的状态.如果以企业与市场的接触点为边界,那么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两大块.由于企业能够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有效地降低劳动力替换成本,并获取充分的有关劳动力质量的信息,因而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于企业实现更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提高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劳动投入生产率视角的中国ODI动因与逆向溢出效果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逆向溢出效果尚待考察.中国作为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国,但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迫使国内企业投资的跨国转移.当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相结合的指标——劳动投入生产率作为分析视角时,能够发现部分海外直接投资是因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被动流出的结果,并且未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逆向溢出效果.为此,需要警惕过度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防止由此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阐述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框架:农民"想出去"、"出得去"、农民知道"往哪儿去"、农民能够"进得去"、"住得下"、"住下去"、"放心住下去",并在劳动力转移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财税政策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助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财政投入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增加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成本因素分析

我国是农业经济大国,农村人口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对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要了解我国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经济成效,首先就必需了解新农村建设中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成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利用的成本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建构的成本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中心城市商务成本比较分析——一个国际视角

本文以商务成本框架为基础,以世界发达国家及中心城市商务成本为参照,测算了我国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商务成本,并与国际中心城市商务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商务成本最重要的因素。本文认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从而具有一定的商务成本优势,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商务成本要素并不低。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同时要降低其他影响投资地选择的成本因素。     

人民币升值对嘉兴地区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嘉兴地区为研究对象.用进(出)口(总)额与专利授权数、劳动力成本、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模型,对人民币升值给嘉兴地区进出口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找出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因素,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第一,通过要素密集型逆转提升贸易获利能力;第二.通过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联盟抢占销售渠道;第三,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变动与出口的互动关联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风险与我国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出口存在双向抑制作用,即工资上涨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也无法促进工资增长率的上升,但出口显著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汇率变动对出口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交替,呈现出不确定性,出口对汇率变动产生了超调现象;我国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且出口也能通过收入效应和汇率两条路径影响进口;产出对出口的影响关系呈现不确定性,但出口可以带动产出。在方差分解中,单位劳动力成本变量对出口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导致我国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汇率变动对出口的短期解释能力较强,进口在长期解释能力较强,产出在三个不同时期解释能力基本一致,但出口对其他变量的解释能力普遍较低。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