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分析——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讨论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但是先前的研究鲜有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影响整体经济增长和产业地区分布的作用机理,本文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思路系统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短中期效应以及相关间接效应,发现：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但是能在中长期通过培育形成落后地区的内生增长机制,从而推动全国性经济增长,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共同富裕＂。     

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关系能检验出经济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增长.新古典模型预言了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形式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储蓄率却对经济增长率有长期的增长效应,本文利用我国的经济数据分析出了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影响,同时也论证出了我国整体经济具有内生增长的特点.     

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估计

通过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变动,存在一个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区位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沿袭空间经济学研究范式,对LS模型进行拓展后深入研究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区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存在拥挤效应时,改善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将经济从经济增长率高、产业集中度低和收入差异小的均衡推向经济增长率低、产业集中度高和收入差异大的均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更有效,因为改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失灵的负面效应,这说明促进技术扩散并降低拥挤成本效应的政策才是最优区域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要素的空间效应及分解——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相关性,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中.与普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相比较,在考虑空间效应情况下,产业结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较大.通过空问杜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物质资本水平对本地经济增长贡献较小,但对相邻地区贡献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本地区经济起重要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起阻碍作用;基础设施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负影响,但对相邻地区却有较大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却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负作用.     

确定最佳生产能力水平

在本文开始讨论最佳生产能力水平前,会先在第一部分回顾一些基础知识和观点.然后在第二部分一起分析模型.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将讨论五种模型.模型中的某些假设条件使人们在分析这些模型时很容易理解,但是这些假设条件与现实生活不符.在实际操作中要考虑更多其他因素,因此在讨论完这五个模型后,本文将论述如何用电脑模拟真实情况以确定最优生产能力水平.在这些模型中,强调了影响最优生产能力水平的参数.卖方或物流管理者可以采取措施改变这些参数,这样最优生产能力水平也会改变.第三部分介绍了用三种经营杠杆来提高物流盈余.     

知识溢出、制度和生产率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知识溢出、制度和生产率增长的模型,分析了制度对知识溢出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调节效应,得出开放经济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各经济变量的增长率,并得出以下结论:1.两地间知识溢出效应与距离成反比,空间距离增加将降低稳态增长率;2.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知识溢出,进而提高稳态增长率;3.制度INST作为知识吸收能力的基础性维度,对稳态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实际,对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增长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为基础的增长理论探索

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可以发展一个增长理论.这个增长理论的原始模型与现代模型中的哈德罗@多马模型非常类似.但是,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它揭示了宏观经济均衡的真正条件是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应等于经济增长率.市场机制本身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因而市场经济的增长总是周期性波动的,甚至通过危机强制“均衡“.这一增长规律指明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方向.     

有福同享：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

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应建立在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个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基础上,即城市发展应实现包容性增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构建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科学衡量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80个城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工具对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政策具有推广与累积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扩大、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以及高创新活力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增长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丰富了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参考。     

基于社会净福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研究——以高速公路效率交通量为例

大多数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拥挤性公共产品的特征,其合理服务水平的确定,对路网规划和交通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计量交通基础设施的最优利用水平,有必要建立考虑用户之间相互干扰的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水平计算模型.本文以交通工程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提出并论证了高速公路实现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时交通量的计算模型及其在项目规划、管理和国民经济评价中的应用价值.     

交易效率、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

由公共支出提供和维护的基础设施、法律、国防等公共物品可以显著地改进交易效率,但现有文献关于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解释中却普遍缺乏对交易效率的讨论。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考虑改进交易效率情况下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公共支出通过改进交易效率和提升劳动效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最优税率正是该国公共支出的这两大功能和私人资本争夺资源时的最优折衷,而税收收入在生产性支出和提升交易效率支出之间的资源配比则决定于两类支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大小。     

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把信息技术因素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了一种相对更加完善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利用2000～2010年中国及各省域的面板数据,着重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和动态效应。结论表明: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在整体上始终对经济增长有密切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各省域在利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高水平陷阱,但存在中低水平陷阱。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高水平地区的影响更大。整体而言,中国在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领域仍存在较大潜力。     

研究综述:农村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学术界便对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随着全球对农村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有关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逐渐增多.鉴于农村基础设施在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展开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浙江经济增长与物流：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在全球生产体系下,物流正在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此,从数量上验证物流的经济价值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浙江省1978--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浙江区域经济增长与物流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短期来看,浙江每年GDP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8．3694％被修正;从长期来看,浙江经济增长与物流增长间存在可靠的协整关系,从而保持两者的均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基于就业结构演进视角的重庆经济增长研究

随着重庆市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优化,但是就业结构的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其非均衡性特征明显.重庆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各级政府必须引起重视,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大就业与再就业的工作力度.     

汇率制度:变迁轨迹与经济绩效

通过对汇率制度变迁下实际汇率水平、内外部均衡目标的实证研究发现: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能较好的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经济绩效显著;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在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却能有效的促进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固定汇率制度能促进内部均衡目标的实现,国内经济绩效显著,却不能有效促进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我国汇率制度的变迁揭示,汇率变化要与国内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相适应。当前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要循序渐进缓步推进,给予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转型时间和空间。我国均衡汇率的逐步形成,需要实现国内经济绩效和国际经济绩效的协调同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调程度的测算与分析：1994～2006

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调程度测算及研究结果表明,受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物价、利率及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不断升值,人民币汇率低估水平进一步加剧,其中升值预期是汇率失调、国际政治及投机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内需,培育外汇市场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实现汇率政策调整目标和发挥汇率经济杠杆作用的重要举措。     

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评述：入力资本积累视角

金融发展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物质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外部性等途径，促进人力资本积景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并导致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