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本文探索性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以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双重身份精英表征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架构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逻辑框架,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农村社区旅游的影响——皖南X村案例

在简要讨论皖南X村旅游发展的制度安排之后，本研究将主要分析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对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进程可能造成的影响。三位影响着X村旅游发展的社区体制精英接受了深入访谈。他们回顾了个人多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尤其是从政经历，阐明了对社区参与概念的理解，对X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现状加以评述并表明态度，对X村的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或设计。此后，通过对第四位体制精英、一位传统精英、多名普通村民进行访谈并参考文献资料，从旁证角度检验前述三人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中，相关知识的多寡以及因掌握权力而产生的自信的强弱，是决定其对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态度积极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     

在改革视野中优化村庄的资源配置

<正>尽管村庄很多资源要素例如科技、资金等的严重短缺制约了村庄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资源要素例如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等未能发挥作用而处于闲置状态,同样制约了村庄的发展。而高度集中于工业和城市的不少资源要素例如技术、资本等,急需与村庄处于闲置状态的稀缺资源进行组合。村庄的发展必须破解当前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有效流动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逐步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新模式,以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等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稀缺资源为杠杆,推动村庄内的资源要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

在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村庄发展正在发生多元演进:处于发达地区城郊和工商业及旅游发达地区的村庄,机遇大于挑战;处于中西部地区城郊的大多数村庄,挑战大于机遇;处于远离城镇、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的村庄,挑战与机遇交织。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把握村庄的特色与优势,合理确定村庄的功能和发展方向。在新一轮改革中,必须破解当前阻碍城乡资源要素有效流通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逐步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资源配置新模式,促进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现代要素与村庄的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     

基于国家视角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分析

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加深,村庄的异质程度提高,需求偏好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使农民基于传统联系的合作能力受到损害,而基于现代联系的合作能力尚未形成,并且政府包办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合作能力,造成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败。基于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和草根组织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即政府提供多数或全部费用,村庄自主决定公共产品的内容,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合作提供全部村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社及草根组织合作为部分村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产品。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

农民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的是，农民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表明的是，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农民行动单位具体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相应地，本文将村庄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民自治下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问题分析

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因监督意识淡薄、法律规范不完善、奖惩机制不健全而出现委托人监督缺失、代理人自我监督乏力,政策对象监督失效等现象,这不种于村委会权力的良性运行和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监督意识、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耕,完善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体系,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过程的合法性、监督结果的有效性,以提高村委会政策执行效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

本文从乡村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这一视角，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村官被依法“罢免”、行政撤换和主动辞职三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正加速分化，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疏离”；从而指出造成村干部“角色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现有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需求性职能矛盾和制度性职能矛盾。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

本文从农耕结合的角度去观照近代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样态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等问题 ,进而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性格进行考察。华北的旱作农业特别是耕种作业需要并行使用复数的役畜和多人的共同协作 ,因此近代华北的农家不得不与他人相互结合起来 ,以解决农繁期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近代华北农村存在着多种农家间的农耕结合 ,除了搭套之外 ,还有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畜力、畜力与畜力间的换工 ,有役畜和农具的无偿借用 ,以及代耕、帮工、伙养役畜、共同租种、共同雇工等形式。对这些农耕结合的不同评价导致了泾渭分明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本文指出 ,在近代华北农村 ,相当多的农耕结合形式 ,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及灵便性逐渐成为华北农家农耕结合的主流。     

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

研究村庄必须理解村庄。理解村庄首先要把握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社会资本即村庄社会关联和村庄信任是理解和解释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本因素。在不同的村庄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 ,村庄的这种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特征 ,从而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村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与派性

本文在比较台湾乡村地方选举的派系之争和大陆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斗争的基础上,讨论了派系与派性的内涵,认为派系之争是以相对强有力的小共同体的存在和相对强烈的面子压力为社会基础的,而派性斗争是在小共同体已经解体和传统精英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解派系之争和派性斗争的这种不同,对于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选举具有价值.     

China's Tax-for-Fee Reform and Village Inequality

In the late 1990s, China enacted a rural tax reform known as the “Tax-for-Fee Reform” (TFR), largely driven by a desire to address farmers' complaints about what they perceived as a heavy and regressive tax burde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TFR on inequality in rural villages in China.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FR plays an effective role in reducing inequality within villages. Its impact on a consumption-based measure of inequality took effect immediately; its impact on 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took somewhat longer.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it was “rich” and/or “coastal” villages that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inequality as a result of the TFR, whereas “poor” and/or “inland” villages experienc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nequality from the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