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探析

行政问责客体是行政问责制要素之一,即向"谁"问责。只有厘清行政问责的指向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才能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功能,践行行政问责的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主线进行解析,界定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确定行政问责客体构成要件,以此来分析中国行政问责客体属性及简要的分类。通过对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的分析、界定与分类,对行政问责理论构建与实践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如何完善中国行政问责制的一般思考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中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问责对象的泛化、问责范围的偏颇、问责主体的单一等等.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论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法治国家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石。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了行政问责制的萌芽,从21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过程中,面对暴露出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加速责任政府的进程。     

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的几点对策,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基于行政问责制的经济责任审计创新探讨

健全行政问责与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定位。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与经济责任审计关系的界定与分析，探讨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应的经济责任审计新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工作，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责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建构大众传媒与行政问责制良性互动关系的困境与对策

在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国际潮流影响下，政府通过建立行政问责制来加强对公共行政的监督。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政府必须构建一种大众传媒与行政问责制良性互动的模式，促进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当前的大众传媒在行使其问责监督功能时遭遇诸多困境，如何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是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贵制，进而提升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在领导意志之上的，属于行政性问责，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官员问责制——政府及官员对公众负责这一问责实质不相符合。而建立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官员问责制，除了法律规范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体系与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就目前我国政治生态而言，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可谓任重道远。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频发的公共安全事故思考我国高效行政问责思路

行政问责制的建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行政问贲制实施几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行政效果,但是伴随着公共安全事故的时有发生,总的来说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理顺行政问贲制度的管理思路,高效推进行政问责,是人们对服务型政府实施有效行政管理最大的期盼.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研究

行政首长问责制是对政府行政首长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首长责任是针对掌握公权力的公共部门的行政首长提出来的，是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制度安排。自200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官问责制”以来，我国有关行政首长责任制度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行政首长问责制作为我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于推行和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变革与启示

问责制作为"一个具有操作性意义的大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政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问责制不仅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创新,也是公共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领导干部问责制呈现出"严、强、实、法、度"的新趋势,要围绕问责的政治性、合法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常态性,将整个行政问责各环节链接起来,形成有规范、可操作的问责循环链,构建中国特色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和构建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之一.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诸多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进行了阐述.     

《改革政府》与中国行政改革实践

《改革政府》一书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了企业家政府理论，把其十大原则归结为三个维度：权力、管理、服务，从这三个维度简要概括政府改革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试图通过宿迁改革的案例来寻找美国与中国行政改革的契合点和离合点，最后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问题和方向作一定的思考。     

通往统一市场之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角

本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城市间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讨论其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城市间的市场分割，并且非城市群、低行政等级、中西部的城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通过降低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地区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监管局的设立并未促进城市间市场一体化，并且在统一市场建设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未产生“放管结合”的协同效应。     

党内为何难“问责”

在我国,问责制正在得到普遍推行,这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规范行使公共权力,强化领导干部责任,促进党政机关反腐倡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在问责的过程中,行政负责人受到处理的多,党委系统的领导干部受处分的少,党内问责制的实行遇到了困难。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贵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降低行政成本之我见

近年来，福建行政成本支出大幅上升。行政成本支出的大幅上升，一方面，会影响公共财政其他领域支出；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公众享受行政服务“价格”昂贵，加上现实中行政成本支出存在的奢侈浪费，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降低行政成本不是简单地压缩行政支出，而是要在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保障履行行政职能所需支出的基础上，控制不必要的支出、超前的支出和浪费的支出，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根据行政成本支出现状及原因，降低行政成本必须从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和支出管理改革两方面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