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测算及分解分析

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LA),测算1993~2007年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以1993年为基年,对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其中2007年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三倍。(2)研究期间,人均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是拉动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2003~2007年碳排放强度起到正效应;居民消费结构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到一定作用。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以天津市为例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研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对提出科学的碳减排策略,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天津市为研究案例,对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排放量进行计算,并运用LMDI模型对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变动量进行因素分解,从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经济发展、人口等方面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确定导致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效应为正向效应,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上为负向效应,其中经济发展因素是天津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因素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减量因素。     

区域碳足迹耦合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区域能源碳足迹为研究对象,对辽宁省1996~2014年碳足迹及其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利用脉冲响应分析了碳足迹与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人口压力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碳足迹年均增幅8.249%,碳足迹耦合度由1996年的3.4732变为2014年的0.2484,耦合过程经历了耦合失调——初级耦合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效应、人口压力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足迹增加有推动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效应是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因子,能源效率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对碳足迹增加有抑制作用。降低辽宁省碳足迹的对策可以从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三方面实现。     

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基于协整理论,利用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通过构建四变量VAR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确定性的增加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正向效应,但影响不明显;宏观调控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其中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利率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最后,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     

基于城乡视角的居民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2002—2016年,伴随着291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中国居民能源消费量增长了190%。在这一背景下,准确识别城乡居民能源消费模式差异及影响因素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城乡视角,重新界定居民能源消费,涵盖了建筑用能和交通用能两部分;同时在模型中创新性地引入了财富效应和强度效应,结合结构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效应进行定量研究。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基于我国2002—2012年城镇、农村居民数据,本文考察了不同驱动因素对城镇和农村能源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建筑能耗强度和住房面积的增长是驱动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也对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由于较高的增长率,农村建筑能耗强度和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对能耗增量的贡献已经逐渐超过城市。此外,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居民能源消费的正向效应在逐年递减。这为“城镇化导致居民能源消费增加”提供了间接反证。     

基于MRCI和LMDⅠ Ⅱ的我国能源消费变动分析

在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和指数分解法(LMDⅠⅡ)分别从国家产业层面和我国地区层面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因素对我国及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及贡献率。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我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产出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产出规模效应对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地区能源消费的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有文献多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影响生产行为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观察日益普遍的私家车购买现象,本文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生产行为,同时也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据此,本文构造了一个交通基础设施同时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模型,揭示了道路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私家车消费,进而改变居民消费结构,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为了验证理论命题,本文还构建了中国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道路和道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消费中私家车数量及其所占比例(消费效应)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京津冀高能耗产业碳足迹的影响因素——基于de Bruyn模型

利用IPCC法计算京津冀六大高能耗行业碳足迹,利用de Bruyn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二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北京碳足迹贡献度起抑制作用,天津促增作用趋势下降,河北促增作用趋势上升;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京津冀碳足迹主要促增因素,能源强度效应起主要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差异明显,北京起抑制作用,天津起微弱抑制,河北起促增作用。最后分析各行业的影响因素,依据行业特点制定碳减排策略,实现三地联控联防联治。     

金砖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比较分析

金砖国家因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发展中大国等特征备受瞩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增长的碳排放也受到了关注。文章运用LMDI法比较分析金砖国家1971—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是拉动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显示出很强的拉动作用;能源强度是抑制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贡献较为稳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大;能源消费部门结构几乎不产生影响。由此,金砖国家要认清所处经济发展阶段,致力于创造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争取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空间。     

城镇化、城乡消费比例和结构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影响*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了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城乡消费比例、消费结构等因素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城镇化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增加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是导致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主要部门;（2）城乡消费比例和排放强度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人均消费的提高对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增长贡献最大。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减少我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的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1985-2003

本文利用Laspeyres分解模型，对1985-2003年间中国工业部门28个行业能源消费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收入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导致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强度下降是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各阶段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分解来看，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波动主要是由结构效应的不稳定造成的。     

中国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动态分析与政策研究

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低碳经济为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增加能源的消耗而产生潜在的"反弹",使传统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在深度剖析能源反弹效应的诱发成因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将反弹效应解耦成价格弹性产生的直接效应和收入弹性引起的间接效应,首次对我国居民消费能源反弹效应进行量化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是导致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变化的根本原因,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是刺激能源消费的重要动力。最后在充分考虑反弹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下,指出节能减排应建立以市场为主,政府行政为辅的发展机制。     

基于MRCI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

如何减缓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是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和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量化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中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人口规模效应和人均生活能耗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控制人口增长、引导居民向低能耗方向发展有利于减少中国能源消费水平。     

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基于指数分解的甘肃省实例研究

文章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研究了甘肃省1990—2009年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甘肃省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生产效应是促使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主导因素,强度效应表现为抑制其能源消费增长的主导因素。就行业的总效应而言,其影响主要来自工业部门。     

基于杰文斯悖论的我国节能减排问题分析

能源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应该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文章在杰文斯悖论的基础上,构建IPAT模型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的反弹效应,利用GARCH(1,1)考察我国在1980—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与能源强度、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分解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增加是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因素,反弹效应的存在使得尽管能源效率提高,能源强度下降,但能源消费总量仍然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及其分解因素最终消费与投资、进出口贸易都增加了能源消费量。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仅仅依靠技术进步还不够,还需要能源价格、税收政策等宏观调控。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江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MDI分解法

文章运用LMDI的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增量分解成碳排放效率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效率效应,并且综合考虑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分析结果显示:2012—2016年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促使江西省碳排放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规模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效应也对减排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居民消费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为增加碳排放。所以江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打造"江西样板"需要结合江西发展现状从优化产业结构、对人均GDP计算加入环境因素、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入手。     

基于LMDI的中国工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因素分解研究

随着气候危机频发及资源环境问题的日渐严峻,实现工业的低碳转型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而推动工业低碳发展的关键在于对影响工业能源碳足迹的因素做出合理分析。在测算出2000—2015年中国工业38个细分行业能源碳足迹生态压力(EPICF)的基础上,划分出高、中、低压行业,并采用LMDI法对3类行业的EPICF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取代能源强度成为降低高压行业EPICF的主导因素;中压行业减压的关键要素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低压行业减压的重点仍落在降低能源强度上;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工业EPICF增长的最大原因;现阶段,森林和草地的人口压力和能源结构因素的作用不大,退耕还林还草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效果未得到真正发挥。     

有偏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劳动和碳要素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判别,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碳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不同资源丰裕度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主要结论：(1)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碳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技术进步偏向碳节约型有助于推动碳减排;(2)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可通过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碳强度;(3)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路径,而非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路径促进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4)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能源利用效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越大。因此,需加大技术进步偏向碳要素节约的诱导力度,注意不同资源丰裕度下碳减排的不同路径,加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的理论框架下,构建并推导了半参数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如下:化石能源消费碳足迹较大的区块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且局部区域的化石能源消费碳足迹呈减小趋势;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环境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其中时间滞后效应为0.8850、空间滞后(溢出)效应为0.6517,两者的贡献差距达15.18%;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环境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个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