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牧区草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逻辑框架研究

西北牧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草地生态补偿的实施对有效遏制和恢复西北牧区草地退化的趋势,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和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逻辑框架是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和保障生态补偿政策顺利实施及补偿资金合理有效利用的关键环节。因此,依据西北牧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提出了从县域尺度和牧户尺度评价草地生态补偿绩效的思路,构建了多维角度的草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逻辑框架,从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协调发展角度综合评价牧区草地生态补偿的绩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源地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PSR模型构建水源地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源地汉中、安康、商洛、十堰四市2014年水生态文明建设调查分析数据为基础,实证评价分析目前水源地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情况。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状况是汉中安康商洛十堰,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四市都面临着的最大难题是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难以兼容,其最大的生态补偿诉求是提高生态补偿标准、丰富生态补偿模式。鉴于此,提出应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法律政策体系改革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等对策建议。     

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源地的实证分析

基于目标分解法构建涵盖水源保护、民生改善和脱贫攻坚等指标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水源地汉中、安康、商洛、十堰四市生态补偿相关调查分析数据为基础,实证评价分析目前水源地的生态补偿绩效情况。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综合结果是安康汉中商洛十堰,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四市都亟须实现绿色脱贫,其最大的生态补偿诉求是提高生态补偿标准、丰富生态补偿方式。鉴于此,本文从加快绿色产业开发、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固强补短等方面提出推动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提升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国家生态县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

基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了包含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社会和生态制度共5项二级指标、20项三级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对长三角地区15个国家生态县(市、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长三角地区国家生态县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指数呈上升状态,其中浙江省国家生态县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指数总体上高于江苏省,但后者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指数的增长潜力更高。在研究期内,比较各国家生态县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增长幅度,开化县增幅最大(75.02%),磐安县增幅最低,只有11.68%。因此,仍需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县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加强生态环境质量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公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环保意识,以推进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持续提升。     

基于DID模型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污染——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实证研究

当前,国内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理论、探索机制、制定标准等方面,缺乏政策绩效评价研究,导致对政策实施成效缺少科学认知,影响了补偿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文章基于2010—2017年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毕节市、遵义市和湖南省沅江流域湘西市、怀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ID模型评价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污染物总量减排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显著降低了毕节市和遵义市的工业污染物总量排放强度,且政策效果具有可持续性。通过子样本检验、安慰剂检验、变换控制变量,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表明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来可从中小流域逐步推广到更大尺度流域。     

一种省域综合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方法与应用

生态补偿是环境领域有效的经济管理手段,然而在省域层面实施过程中,一般采取以政府转移支付型的纵向生态补偿为主、多种补偿手段为辅的补偿机制,存在多种补偿途径重复低效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一套适于省域综合生态补偿的保障度—响应度双向绩效评价体系。以青海省为例,量化了多个保障度及响应度指标,解析生态补偿力度与生态环境状况的关系,评判生态补偿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发现在2011—2015年,青海省转移支付类生态补偿绩效水平总体向好,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海西州和玉树州的保障度及响应度指数较其余各洲偏低。该评价体系以生态保护成效为导向,可有效辨识区域政府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水平,可望促进区域政府提升生态补偿政策执行力度。     

基于AHP法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机制研究

为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并检查其实施效果,需要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机制.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机制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EBM模型对2006—2021年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定量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MGWR模型对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21年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增速极为缓慢,与经济增长存在脱钩问题。(2)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分异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大的过程,东北—西南方向上的空间差异最大,胶东半岛和北京为高值分布区,低值区集中于辽中南城市群和鲁南经济带。(3)环渤海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且随时间演进,空间自相关性呈增强趋势,热点区分布于京津和胶东半岛并形成双核结构,冷点区连片分布于辽宁和鲁西南。(4)生态福利绩效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行政能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方向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抑制效应。     

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

构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绩效三大子系统在内的生态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价和空间格局分析,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发展对各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繁峙县、五台县和灵丘县经济绩效最明显;阳高县、浑源县和天镇县社会绩效较好,五台县、大同县和广灵县较差;繁峙县生态绩效最好,其余各县相差无几。交通、第一产业增加值、教育投入和财政支出等是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主要影响因素。生态旅游扶贫绩效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机制是基础设施与教育是基础动力,投资与产业结构是直接动力,政府支持是外在动力。     

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分析——以山东地区的政府生态扶贫调查为例

依托山东地区政府生态扶贫实地调查所获得的776份问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及生态脱贫意向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区域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感知指数介于2.307~2.953之间,无较大差异,超过90%的贫困群体存在积极生态脱贫意向。实证结果表明:(1)非传统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韧性大,贫困群体的生态资源供给感知敏感度低于生态资源需求感知;(2)非传统生态脆弱区贫困群体的生态脱贫意向首先直接受到生态保护补偿扶贫政策的刺激,除了补助金补偿,还应通过就业机会补偿、市场化补偿等多种形式刺激贫困群体的发展积极性;(3)其次生态脱贫意向还受到生态资源感知、生态脱贫政策和社会人口特征的交互影响。     

中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估

采用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和政策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进展开展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探索进展较好,补偿资金成果较为显著,补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流域水质改善,带动了绿色就业机会,具有脱贫攻坚协同效益,促进了产业绿色发展,但是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持续性、资金项目机制合理性、实施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建议探索建立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技术支撑体系。     

基于DE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的贵州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生态公益林补偿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中央和地方自2001年以来安排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管护进行补偿,这些财政资金是否达到了其支出的预期目标是当前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从论证生态公益林补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大意义入手,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贵州省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现状,并采用DE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从生态公益林补偿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状况提升效率两方面进行了生态公益林补偿财政支出绩效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贵州省生态公益林补偿的财政支出无论在"生产有效性"方面还是在"管理有效性"方面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建立黔东南州生态补偿机制探析

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成果,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分析黔东南州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的作用,探讨该州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内容及如何有效实施生态保护政策,促进自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基于生态补偿理论的三江源生态补偿方式探索

文章在对生态补偿内涵及其经济学基础、生态补偿理论依据之定性分析基础上,以黄河、长江为例,从其中下游受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消费两方面对三江源生态补偿方式尝试定量分析,依据不同补偿标准(系数)运用简单模型法来计算三江源流经地区生态补偿数额,并提出补偿方式实施的保障措施。     

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与时空差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证分析

省会城市在引领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城市建设以及实现区域生态创新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缺乏对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选取中国内地29个省会城市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SBM模型对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及其时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①在时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较低,且不规律波动性较强,东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始终处于“高产出、高效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持续处于“低产出、低效率”水平;②在空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差异显著,呈两极分化态势,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空间集聚性显著。综上可知,当前中国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发展不均衡,据此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创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甘肃模式

为了建立生态保护、建设和补偿综合实验区,甘肃在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时,要确立"环境保护靠补偿,污染治理给补助,经济发展予扶持"的基本思路,加强生态补偿制度顶层设计,从单一要素补偿、分类补偿向综合性补偿发展。甘肃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生态系统最复杂、最多样的地区之一,是国家生态高度脆弱和敏感区域。同时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又面临着加快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压力。特殊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和省情使甘肃的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要     

江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江西东江源区为例

流域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予以适当经济补偿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失衡、保护流域水资源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迫切需要。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以江西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分析了在江河源头区域实施生态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及其政策法律依据;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确定了东江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受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工业发展机会成本法"测算出生态补偿标准总额为51 335.2万元;以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三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分担模型并测算出流域下游地区广东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本年分担份额为10 861.33万元,就东江源区域实施生态补偿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途径进行了设计。     

建立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加速矿区生态环境修复进程,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阐述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造成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系统分析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政策进程和实施效果,梳理我国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机制障碍。结合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补偿资金的筹措机制、使用机制、行政部门间协调规划、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建立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江苏完善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结合江苏生态建设现状及问题,从完善生态补偿模式、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生态环保资金分配导向等层面,提出了促进江苏“双碳”目标实现的对策,有助于江苏早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同步高质量发展。     

建立完善福建生态补偿机制

福建省各级政府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方面矛盾日益显现的情况,尝试开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作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建立完善福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措施,即深化对生态补偿机制重要意义的认识;科学测算、合理增加生态补偿标准;政府应在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