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分析

在经济转型期,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问题凸显,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以2013—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为例,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各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考察其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时序变化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出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的特点,但2013—2017年Moran's I指数总体上稍有下降,有轻微空间离散的风险。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地级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5年间发生跃迁的地市仅有3个,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3)从障碍度分析看,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已成为制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普遍问题。     

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测算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方法，探讨2007—2017年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10年来，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大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2)研究期内，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维指数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但绿色生态指数呈现反向递增的空间格局；乡村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低值集聚区分布在苏北地区。(3)经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含量等对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城镇化、工业化以及财政支农力度对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乡村绿色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乡村绿色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     

资源型地区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

文章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治理三方面构建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分析了2010—201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10年以来,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波动中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波动减小,晋北、晋中和晋南三大区域内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均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明显,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其中太原和晋中成为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的核心区,而阳泉、临汾和运城成为绿色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均不显著,尚未形成明显的绿色发展空间集聚,溢出效应不明显。(3)山西省市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是诸多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素质、科技创新、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与其他因...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金融集聚是金融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影响。选取2004—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区间多表现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形式;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集聚对周围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衰减边界,当距离阈值在100～800千米时表现为“涓滴效应”,并在400千米时作用最强,在800～1 500千米则表现为“虹吸效应”,当距离阈值超过1 500千米时,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9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利用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差距较大;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产业集聚水平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状态;从时间跨度的均值来看,各市产业集聚水平参差不齐;从空间分布的情况来看,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以珠江为界,呈现出“抱湾处高、近陆处低”的现象。     

基于铁路网的中国主要城市中心性的空间格局

中国铁路建设进入高速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从铁路网络视角透视中国城市体系的枢纽—网络结构研究成为热点和前沿。基于此,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多中心性模型,刻画了中国地级及以上铁路枢纽城市的中心性空间格局:①多中心性指标的宏观空间分布同构,均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西北分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空间共轭。强度中心性与度中心性空间格局相似,紧密度和介数中心性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扩展态势。②综合中心性指标也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分异格局,中心向外围衰减的圈层结构难以打破,且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同配和异配共存。③各中心性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从全局看紧密度中心性空间集聚最强,而度中心性最小;从局部来看,中心性以高高低低空间关联类型居多,空间集聚性较强。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新疆为例

针对中国资源型省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问题,论文以新疆为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成为加快资源型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基于新疆14个地州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工业"三废"角度和新发展理念角度构建环境规制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新疆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构建空间面板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从子系统来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抑制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3)从空间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北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强于南疆。     

中国省际创新能力的空间统计分析

创新能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1997～2011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省际创新能力的空间依赖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的创新能力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整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从空间集聚的特征来看,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占主导地位;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周边省区的辐射拉动作用在逐渐增强,从2007年开始成为全国第一大创新能力极;而北京和广东的增长极效应一直没有出现。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城市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的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和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各城市生态发展水平差异较小;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2)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协调度水平偏低,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失调或严重失调。(3)从空间相关分析来看,全局方面,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即各城市之间呈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局部上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     

振兴以来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PSR模型、熵权TOPSIS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东北限制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5—2015年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5—2015年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较高水平与高水平地级市数量稍有增加,但低水平与中水平地级市占比稳定在50%左右,折射出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嵌入式"与"刚性化"特征相对突出,绿色发展质量提升之路漫长而艰巨;(2)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状态贴近度南北空间分异现象明显,绿色发展压力程度自南向北不断升高,而绿色发展响应水平呈现中部高、两边低的特点;(3)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呈现中部高、南北两翼低的格局,且绿色发展水平相似地区集聚现象较为明显;(4)经济发展仍是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且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模式依赖于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相对具有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展特征。     

省级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Tobit回归

以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分析单位,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级区域生态效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揭示内部驱动因素,为推进我国绿色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表明:省级区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低值占大多数,增长较缓慢;区域间差异化显著,发展仍然存在不协调、多极化趋势;从全局自相关来看,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省级生态效率呈现正的空间相关性,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水平是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具有空间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针对省级生态效率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为探索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文章采用经典统计学方法(变差系数、Theil指数、经济平均增长指数)和空间统计学方法(MoransI指数法),从全局和局部两个角度对山西省2001～2007年县域经济的总体格局、空间集聚度、人均GDP增长指数以及空间集聚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县域经济呈现出比较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且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也比较明显;不同年度县域经济增长格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山西省经济发展模式可划分为集聚发展型、强嵌套发展型、弱嵌套发展型、集中贫困型县域四种。研究结果为探索其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演化特征与旅游业空间重构

基于东北地区2002、2007、2013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多样化指数、等级结构金字塔、品质度、最邻近点指数、点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等数理与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的时空演化状况,研究发现:1从数理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度缓慢提升,同时省际差异较为显著;旅游资源等级体系呈"中间等级数量丰富,低、高端景区缺乏"的纺锤形结构,且伴随旅游景区数量及属性结构比例变化,纺锤形结构呈现"结构破缺—平衡稳定—重心偏离"的演变特征;旅游资源品质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率省际分异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凝聚型特征,景区省际空间分布演变对东北全局没有必然影响;2002年以来旅游资源集聚热点不断增多,景区分布盲区不断消亡,集聚格局由单核空间扩张向跨行政区重组联动发展;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指数呈下降趋势,景区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弱化,扩散化倾向不断加强。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轴带、旅游产业圈层、旅游产业组团三种模式出发,提出了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空间的重构构想。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

使用中国2010—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及空间相关关系,进而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交互响应,得出以下结论：（1）2010—2020年我国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协调发展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省域间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2）从莫兰指数来看,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2020年,东、中、西部的差距明显缩小,各地区更为协调发展。（3）短期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仅短期作用明显,长期的正向影响不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绿色金融具有促进作用,但具有时滞性。     

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uper-SBM模型和区位熵指数分别测算省域绿色创新绩效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人才集聚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显著,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式分布。科技人才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信息化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具有可靠性。异质性考察发现,基础研究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东北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型科技人才集聚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明显,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2015年6月阿里研究院提供的中国29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从省域和城市两个层级分析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整体偏低,省域层级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由高到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市层级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与内陆之间、各省区主要地级市与次要地级市之间两种分异并存。2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省域层面均衡分布,首位省区的垄断性较弱;城市层面发展水平差距较大。3城市电子商务主要处于"低网购—低网商"和"高网购—高网商"两种发展状态,电子商务发展的"两极化"现象比较严重。4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海峡西岸及珠三角经济区;冷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新疆及云南部分地级市。5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人口规模、受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及信息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城市居民应用电子商务的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信息基础设施影响显著;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水平则受人口规模、信息化程度及信息基础设施因素影响显著。     

中国技术市场运行效率：动态演进规律及空间差异特征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2006-2015年中国技术市场运行效率,并利用GeoDa软件对内地30省（市、自治区）的技术市场运行效率值进行空间聚类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技术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变动呈现上升趋势,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市场运行效率每年平均提高7.2%;效率整体上升源于综合技术效率增加,而效率上升幅度不大主要是受到技术变动的拖累;总体上的Moran′s I表明,各省（市、自治区）技术市场的运行效率之间呈现空间负相关关系,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和东北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集聚度较高,而西部地区呈现效率低值集聚;在空间变化特征上,技术市场空间集中度均不一致,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技术市场集中度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自2012年后技术市场发展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