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旅游城镇的必然要求。采用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3个区域对我国旅游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持续的区域经济增长对所有区域的城镇化均有正向影响,工业与旅游业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能协调发展则会加快城镇化,反之,则会迟滞城镇化。旅游直接投资额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能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对所有地区的城镇化有显著影响,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经济门槛效应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空间与人口三层面梳理、构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融合传导机制,并基于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流域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非线性发展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与生活能耗模式,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门槛效应。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能耗依赖较小,而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指出,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抑制作用明显,但在人口压力及资源约束加剧的新城镇化背景下,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促进量的转移,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关注居民消费引导与空间紧凑布局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继续发挥规模经济的削减作用,努力实现共享经济的集约效能;各省市间则应建立互动协调机制,根据自身城镇化对能耗的影响路径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策略,这也是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镇化会提高生活用能需求吗 ?——基于中国2003-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城镇化进程既是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市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其对"生活用能需求"的影响相应地有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文章据此构建了一个包含控制变量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 D P交互作用的"生活用能需求"模型,并运用中国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初期,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对生活用能具有正效应,但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结构效应为负.(2)人均GD P对"生活用能需求"的正向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步减弱,但收入效应始终为正.因此总体看,城镇化会提高"生活用能需求",但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仅从人口结构的变动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有利于节能.(3)城镇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生活用能需求"的不同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文章的研究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镇化节能的国家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城镇化内部的土地利用问题

(一)城镇化本身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从理论上讲,城镇是较农业用地更为集约的土地利用形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如果能够顺利将农村的建设用地置换出来,那么城镇化非但不会增加建设用地规模,相反还会节约用地。众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单位土地的人门和产出密度也越高,对土地的利用自然就越集约。1998年,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约为100平方米,其中特大城市人均占地仅75平方米,小城市143平方米,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为154平方米,而农村居民点的人均建设用地则高达170平方米。这说明,人均建设用地随着城镇…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化的影响、困惑及解决措施

当前城镇化推进的重点,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就城镇人口比例而言,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标志着中国将步入城镇化的重要时期。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城镇化特别是新生代农民融入城镇化的影响,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化的困境及其解决措施。     

浅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文明和社会进步所历经的必要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乡差距也在逐步减小.现阶段,只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和城市人口增长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存在导致“大城市病”更畸形发展的风险.以人为本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所在.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可持续性,解决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生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已经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分析

近几年非农业人口迁出数呈增长态势,出现了"逆流"现象。城镇化建设需要调整思路,要以新城新市镇为突破口,农业县区为重点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县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解决人口聚集,尤其要解决县市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偏离度异常问题。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加速构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走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2012年国家提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城镇化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同时进行了规划,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从宏观上界定了城镇化的方向。而笔者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以这一理念为背景和前提,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相关理论设立模型,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子,然后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议。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整体呈西北>东北>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的分布格局。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单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积累门槛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出U形作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同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处于不同分位点的共同富裕影响存在差异。应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人力资本流转机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经济增长方式对西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甘宁青新蒙1998年-2012年地级市Panel Data的分析

基于西北地区1998年-201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城镇化进程的长期关系后发现:不论从人口角度还是从土地角度,高投入、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都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其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对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要小,说明资源型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化地不化人”的趋势很明显,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毫无疑问,城镇化必然会对城镇的居民生活消费情况带来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过程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数量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甘肃省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通过分析各项消费的权重,解释消费结构变化的原因,为甘肃省城镇化建设提供建议.     

中小城市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生态环保为理念,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低碳绿色、城乡一体、四化协同道路的过程。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格局中,中小城市区域应占据主要地位,其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合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有效拉动内需,促进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促进产业升级,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文章围绕新型城镇化话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探讨河北省中小城市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

产业结构问题是当前中国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之一,实现"产城融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为此,文章基于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仅将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结合来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而且采用两阶段差分GMM法系统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构建双门槛模型检验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新型城镇化对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税收负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02—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城乡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及直接税负对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挤出效应,但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的双重门槛效应;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产生了非线性效应,但直接税负和间接税负对农村居民消费都只存在单一门槛挤出效应。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能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吗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19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省际和省内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局部省份的测算结果对比看这种差异更加明显;(2)核心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省际收入差距缩小,但这种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先后表现为弱正向影响、不显著影响和强正向影响;(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缩小省内地市间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同样存在非线性特征;(4)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科技创新、经济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因素也是我国省际或省内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     

民生财政支出与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证

在理论剖析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7年我国省级城镇化面板数据,构建涵盖经济基础、社会功能及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值法重新测算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从全国和区域层面系统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由于民生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拉大,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在区域层面,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沿海地区民生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正效应,内陆和沿边地区则产生了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