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分析——以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为例

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是农业环境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该文尝试构建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理论框架,通过5省75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畜禽健康影响认知、环境保护法规认知、技术培训、产业组织情况、教育程度、养殖规模、风险偏好程度以及家庭年总收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基于研究结果得出政策启示,提出加强宣传力度,加快技术推广以及鼓励培育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等政策建议。     

江西种稻大户对粮食补贴的政策认知、行为意愿及其对策建议

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种稻大户是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江西15个粮食主产县120户种稻大户的问卷调查,在分析种稻大户生产经营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对粮食补贴政策认知特征、行为意愿,提出了促进江西种稻大户发展生产的政策建议: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构建对种稻大户的补贴机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加大支农力度,强化对种稻大户的技术和信贷服务;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等.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财政补贴对我国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2004年,中国开始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激励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参保决策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保费补贴激励和风险厌恶激励成为推动农户参保的主要因素。据此本文指出,提高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和设计符合农户需求的保险险种,能够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入发展。     

政策激励、家庭禀赋与生态农业效益认知——来自陕甘宁地区的微观考察

生态农业对乡村绿色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农户生态农业效益认知影响农业再投入再生产行为。论文基于陕甘宁地区606户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从政策激励、家庭禀赋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农业效益认知的因素。研究发现,政策激励方式及程度是影响农户生态农业效益认知的重要因素,激励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政府组织农户参与农技培训的频率、政府或相关部门是否进行生态农业相关宣传与指导、政府宣传国家生态农业法律法规频率、政府提供农业市场信息的频率;家庭禀赋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均影响显著。由此,提出强化政策有效落实、着力家庭生产单元、发挥大户带动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实现生态农业良性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依赖性探析 ——来自地方政府补贴视角的实证检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到各级政府普遍扶持,扶持过程处处存在政府的影响,是研究政府行为的良好载体。为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以海克曼（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补贴选择以及补贴实施机制,并考察其区域效应、省际效应及具体地区经济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多样性,其具有显著的扶持弱者行为取向,这是政策依赖的重要因素,这一影响机制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研究还表明,地方政府补贴行为具有较强的所有制类型偏好,中央国有企业受到补贴的概率、补贴数量及补贴程度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其中蕴含着地方政府与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诸多问题。     

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研究——以山东省烟台市为例

从COD和氨氮的排放量判断,畜禽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水体环境污染源;但畜禽废弃物可再利用的资源经济属性,决定着其处理方式有别于工业污染源。文章首先界定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内涵和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其次,以烟台市畜禽养殖业实地调查为基础,按照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的逻辑,分析畜禽养殖业生态补偿的做法与挑战,具体是:(1)烟台市的政府手段为:畜禽养殖场生态拆迁的补偿和畜禽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机制创新的补贴;(2)烟台市的市场手段通过大型养殖企业而实现,包括工艺之间的补偿、产品之间的补偿和车间(养殖场与处理厂)之间的补偿;最后,针对烟台案例,提出完善畜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的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     

养猪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西养猪大县的调查

动物卫生和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好病死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工作在解决环境及食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江西省南昌县养猪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养猪户进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养猪户的年龄与其进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呈负相关,养猪户的道德责任感、养殖规模和养殖年限、病死猪危害认知、补贴政策与其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呈正相关。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来自上市挂牌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基于博弈的视角,采用逆向归纳法对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行为决策进行分析,研究了垄断市场下政府推动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财税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采用财税政策能够激励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对生产日常必需品的企业宜采用税收优惠政策,对生产非日常必需品的企业以及奢侈品的企业宜根据产品固定成本的比例来选择补贴方式,对固定成本比例高而变动成本比例很低的企业宜采用投入补贴的方式,对固定成本比例低而变动成本比例高的企业宜采用税收优惠的方式。以上结论对政府部门科学选择补贴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景气度的视角

利用2012—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行业景气度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持续创新时如何发挥传导机制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投入能明显激发企业持续创新活力,特别是在加入行业景气度因素后,激励效果呈现逐年增强趋势,证明了行业景气度在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行业发展前景繁荣时的补贴激励作用显著高于行业发展低迷时的政策效果;化学制品、医药制造等6个高新技术行业的补贴激励效果最为显著,而仪表仪器制造业在获得补贴后创新投资规模降低。因此,应加大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力度,结合行业发展景气程度合理设计科技创新扶持政策,透明简化补贴资质审核环节,完善科研经费使用监管制度。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博弈的视角,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府能够识别企业研发行为“真伪”的甄别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起到激励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效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伪研发”行为的稽查和处罚力度,以提高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额外行为与研发活动变动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掌握核心技术是关键,但是由于该产业的技术研发活动不但风险高而且具有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就使得企业可能缺乏研发创新的积极性。而政府补贴作为调节这一矛盾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不但能弥补企业研发资金不足问题,还能够产生额外行为,从而引起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改变。本文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获得研发创新成果两个方面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发现,虽然政府补贴没有直接带来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但是企业在政府补贴影响下获得更多专利的结果却表明政府研发补贴确实能够为企业指明技术攻关方向,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研发创新活动。另外,规模越大的企业研发积极性也越高。这为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新常态下产业政策转型研究——新兴产业补贴方向与补贴时机比较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特征,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针对厂商的直接补贴和针对消费者的间接补贴是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因而被广泛应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补贴下企业投资决策模型,比较了两种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讨论了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府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组合使用这两种补贴方式。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政府可以直接对投资行为进行补贴,以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当产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能可能出现过剩时,政府应适当减少甚至取消对投资者的直接补贴,提高研发补贴比例,增加企业有效供给;同时,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力度,在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扩大新兴市场产品需求。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目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均衡的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政府补贴与企业行为——基于政府规制下的动态博弈分析视角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大战略选择,学术界对政府补贴在促进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做过大量分析与证明,但实践效果却与理论分析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文章通过构建政府补贴与企业行为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有效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并选取80家分属七大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补贴有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在政府补贴的诱导下,潜在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种理性行为,但一旦进入,大部分企业又会把补贴资金用于与产业发展无关的其他高收益途径。总体而言,政府补贴没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科研投入。造成这种无效的主要原因有政府对企业行为监督的困难,也有政府惩罚力度的不够。但分行业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府补贴是有效的。前者可通过政府检查成本较低和政府惩罚起到重要作用来解释;后者主要解释为企业规模大有利于市场开拓,并且经营历史有利于使用补贴进行有效研发。由此,文章也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产学研合作创新补贴方式研究:以欠发达地区企业为例

针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政策,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补贴发放形式上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考虑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同时引入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并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最优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策略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在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下,随着学习吸收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产出及社会福利均增加;相比之下,政府采取创新产品补贴策略时的各项产出均优于创新投入补贴。     

首位晋升与末位淘汰机制的实验比较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中的比较制度实验方法,对首位晋升制和末位淘汰制两种团队激励机制进行了比较。首先,在构建了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推导出了与首位晋升制和末位淘汰制效率对比相关的三个重要命题;其次,围绕这三个命题,我们又提出了三个实验假设并设计了三组比较制度实验;最后,实验结果表明,团队个体的风险选择行为和能力分布特征等因素对于两种机制的优劣比较具有重要的影响。该研究结论对于团队成员的激励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