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研究

结合内蒙古东、中、西部地区的实地调研情况,首先定量分析三地区牧民的差异性,对比分析出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次建立计量模型,定性分析出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牧民满意度的具体影响程度;最后,根据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提出各地区相对应的草原生态补偿方式。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应动态确定合理载畜量以及实施贷款优惠政策对牧民进行补偿;中部地区应给予牧民相应的舍饲技术培训,转变养殖模式,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宣传,提高牧民保护草原思想意识;西部地区应给予牧民饲草料价格补贴,将饲草料基地、棚圈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并入补偿的范围,同时加强牧民的执业技能培训,拓宽牧民的就业选择,增加牧民收入来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宁夏牧区农户的实证调查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加快草原保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研究以宁夏7个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主要县区为调查对象,对首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补奖标准不能满足牧民需求、禁牧政策缺乏灵活性、草原监管执法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建立补奖标准增长机制,实施差别化补奖标准,探索草原禁、休、轮制度,促进草原可持续发展机制等建议。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研究

草原生态补偿意愿是确定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重要参考,理论上补偿意愿包括补偿主体的支付意愿和补偿对象的受偿意愿。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研究补偿主体的支付意愿和补偿对象的受偿意愿。通过采用SPSS软件中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得出如下结论:内蒙古地区居民对草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是23.10元/hm2.年;内蒙古草原牧区牧民的受偿意愿是1 944.75/hm2.年。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是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即学历水平)、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认知程度和家庭人口;影响受偿意愿的因素主要是牲畜饲养方式和牧民居住地距离旗政府所在地的距离。     

典型草原牧区“生态奖补”政策落实及牧户偏好研究

草地退化严重威胁我国的生态安全。"生态奖补"机制作为实施草原新政的主要措施,能否起到恢复草原生态的作用?基于2012年锡林郭勒盟调研所得到的224份牧户问卷调查和2013年对呼伦贝尔市牧户和有关部门进行的开放式访谈,文章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标准三个方面对"生态奖补"政策在牧户层面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载畜量标准以及补偿标准四个方面研究牧民对当前"生态奖补"政策的偏好。研究发现,在"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中存在补偿对象单一,部分地区补偿金不能按时按量发放,以及载畜量标准制定与牧民意愿不相符等,这使得"生态奖补"政策难以为牧户自觉保护草原提供有效激励。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及改进建议——以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为例

自2011年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的各项政策措施以来,从政府公布的宏观层面信息来看,政策实施已经带来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如草原生态补偿标准问题,政策持续性问题,政策过分简单化、缺乏动态调整机制,监管力度小等问题。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一期项目即将结束时,选取了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后旗进行实证研究,对生态奖补政策在方案选择、实施效果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梳理,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完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效果评价——基于内蒙古典型牧区调研的制度分析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初衷是通过控制牲畜数量、改善草地的不合理利用来遏止草原退化。2015年年底,第一轮草原生态奖补已在我国大部分牧区正式完成。文章利用2015年8月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研所获取的一手数据和访谈资料,对首轮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对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拟为新一轮生态奖补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研究表明:第一轮生态奖补政策在局部地区实施效果亟待提高,究其原因为多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其中,地方政府的执行疏漏和监管乏力、补偿标准与牧民受偿意愿间的差距、部分牧民态度与行动不相符引起的超载,是导致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因素。     

耕地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武汉市的实地调查

以武汉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获取城乡居民对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支付意愿数据,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其支付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表明:受访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否支持环保活动等因素对其是否有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受访市民仅有其家庭年收入的多少会对是否有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该研究为确定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补偿和耕地生态补偿提供参考,为政府耕地保护决策提供启示。     

牧户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评价与期望——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考察

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草原生态环境与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完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并且实现牧民持续增收和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现行政策执行时间较短,对政策实施效果缺乏全面深入地研究。该文通过对内蒙古等6省区牧户调研数据,就不同区域内牧户对现行的草原生态保护及相关补贴政策的认知情况、评价情况以及政策实施后牧户的养殖困难和政策期望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草原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呼伦贝尔草原的实践为例

草原生态补偿是促进农牧民增收和草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该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可以保证农牧民的生计,从行为上可以引导农牧民调整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草原生态补偿应落实好草原承包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合理载畜量,在补偿方面以草畜平衡、管护、燃料替代等方面为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草原生态补偿体系在完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落实草原保护制度,加强后期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草畜平衡制度,严格控制载畜量,限制超载放牧,规范草地利用制度,保护草原天然植被;加大草原地区投资力度,保障草原地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草原监理机构,依法行政保护草原资源;强化牧民的草原环保意识及其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后退耕时代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采用2012年农户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政府强制推动的背景下,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及政策执行力度是影响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主导因素,退耕还林净效用、家庭禀赋的作用弱化。其中:①政府强制参与将导致农户抵制;被征求过意见、了解补偿政策、知道退耕还林目的和按时收到补偿款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强。②土地机会成本对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几乎没有影响,但土地机会成本上升、造林营林成本高,削弱了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同时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③林木及林地产权收益的正向作用显著,经济补偿、林业收益、结构调整收益的影响未能得到证实。④以种植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退耕还林意愿弱。     

内蒙古牧区人口布局调整对当地牧民生活及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以及由中小学布局调整导致的牧民子女进城读书和就此引起的“陪读”迁移,已经或正在对牧区居民（牧民）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婚姻关系、文化传承等日常生活和他们所从事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为此必须构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长效机制、提倡牧民自主迁移、优化牧区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建立牧民子女就学转移的鼓励机制、为牧民顺利渡过调整过渡期提供保障、发挥畜牧业内部潜力,促进牧民就地转移、建立牧区人口准入制度,减轻牧区人口压力。     

草原生态资本化运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目前,草原生态治理中的资本化运营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广泛实施更为外来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条件。生态资本化运营趋势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草原生态资源的稀缺性,但也会容易割裂生态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凸显牧民生计脆弱性,削弱基层社区的公共性,容易引发草原的掠夺式经营。在草原生态资本化运营过程中,要矫正"资本化自然"的认识误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职能、社会资本制衡机制和牧民主体能动作用,有效规避草原生态资本化运营的上述意外后果。     

扎龙自然保护区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运用CVM意愿调查法对扎龙自然保护区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调查,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支付意愿(WTP)的因素,并运用相关分析影响支付意愿值(WTP值)的因素。结果表明:游客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受性别、来源地、满意度的影响,且呈正向相关;WTP值受职业、月收入、年旅游支出、满意度、环保关注度、生态补偿了解程度的影响;71.9%的游客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意愿值为50.85元/年,总支付意愿值为1 983.15万元/年;关于补偿方式54.9%的游客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关于资金用途27.96%、28.67%的游客分别支持保护植被、野生动物。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游客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WTP值的相关建议。     

西北牧区草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逻辑框架研究

西北牧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畜牧业生产基地,草地生态补偿的实施对有效遏制和恢复西北牧区草地退化的趋势,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和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逻辑框架是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和保障生态补偿政策顺利实施及补偿资金合理有效利用的关键环节。因此,依据西北牧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特征,提出了从县域尺度和牧户尺度评价草地生态补偿绩效的思路,构建了多维角度的草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逻辑框架,从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协调发展角度综合评价牧区草地生态补偿的绩效。     

生态补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随着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生态补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增加。总结发现生态补偿绩效研究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有效性、效率和公平评价,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的影响方面;关于生态补偿对农户观念的影响,以及基于农户感知的生态补偿绩效研究相对欠缺。相比生态补偿绩效的研究,生态补偿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集中在生态补偿维度、管理体制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社区层面的人文社会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相对缺乏。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研究较少,但一些仍反映了社会资本特别是网络、规范、信任等各维度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但因样本和方法等局限性,并未深入探究其作用机理。即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和研究。     

汉江水源地农户环保行为及其诉求研究——基于汉中段的调研分析

以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深入调研汉江水源地农户的环境意识、环保行为和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利益诉求现状。结果表明:汉江水源地农户整体上缺乏环境保护知识,对当地生态环境价值、水生环境问题和水源保护政策及其责任主体的认知程度较低,农户生态环保行为整体呈现弱化状态,但种植绿色农产品意愿较高,价格诉求为普通农产品的2倍,生态补偿意愿强烈,补偿标准为每户每年1 200元以上。据此,在分析农户环保行为弱化原因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对策与建议。     

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关系建立意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补偿理论和我国生态补偿实践,提出了企业补偿关系建立意愿的类型和内涵,分析了补偿关系建立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截面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生态破坏复合性、信息公开机制、政府规制能力、与规制者协商机会对企业建立直接生态补偿关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信息公开机制对建立直接补偿关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政府规制能力对建立直接补偿关系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本文根据如上发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牧区工作做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加大了支持力度。草原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全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牧区生态建设大规模展开,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牧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牧区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草原生态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遏制,草原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保护与牧区经济发展不协调,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滞后等问题。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建立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是实现我国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农村牧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揭示牧区经济滞后根源和导致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滞后因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并提出了保障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政策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郑州市为例

基于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法(CVM)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受水区郑州市进行问卷调查,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受水区居民使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质和水量生态服务的支付意愿(WTP)。结果表明:在302个有效样本中,受水区居民具有正支付意愿的比例为84.44%,其中89.8%的居民支付意愿值为10元/月及以下。根据两类WTP评估方法得出的郑州市居民支付意愿为5~8.09元/月。居民异质性是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和偏好的影响显著;从居民对水源产权的认知看,受访者默认拥有清洁水源使用权,支付意愿决策具有较强的自利动机;从居民支付意愿决策背景看,水量和水质变化影响了居民的效用水平,从而改变了居民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应建立生态服务使用方直接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受水区居民真实支付意愿对水源区进行生态补偿。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研究——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解决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协调保护方和受益方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补偿标准是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选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广东省东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分析现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分别从流域水源地保护方和下游受益方的角度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并依据下游用水量对补偿金进行分摊。通过测算,广东省东江流域上游六县生态保护总成本为105.38亿元,其中直接成本5.40亿元,间接成本99.98亿元,引入水质修正系数和水量分摊系数后,下游四市应补偿上游六县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69亿元。下游四市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总额为5.91亿元,应支付总补偿额度超出支付意愿总额18.79亿元。因此,在充分考虑流域上游生态保护成本和下游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利益相关双方通过谈判、协商在生态补偿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对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