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着手探讨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效应特征,其中财政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正"U"型关系,即较高和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更有利,政府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政府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政府竞争能够平抑财政支出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的边际贡献,财政竞争能够减弱财政收入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的边际贡献;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U"型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表现在东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的"U"型效应明显。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指数测算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呈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全样本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交通基础设施固定资本存量低于门槛值时,它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旦超过门槛值,则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样本下,中部、西部地区存在单门槛效应,东部地区则不存在门槛效应。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绿色投资、外商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2009—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与门槛模型,从静态与动态角度分析绿色投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即绿色投资对碳排放从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碳排放具有连续动态性,前期碳排放总量会对当期碳排放产生影响;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存在外商投资的门槛效应,在高水平外商投资情况下,绿色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表现为抑制。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环境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在当下环境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能否找到一种合理的环境规制方式来缓解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不协调尤为重要.文章将环境分权因素加入企业生产率提升决策模型,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中分析环境分权对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分权与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此外,文章通过分样本、替代变量以及实证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是十分稳健的.根据实证结果,文章认为,政府要加大中央在环境事务中的支出和职责范围,而企业则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规避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资源回弹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对北京市1981-2008年的资源回弹效应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在多数研究时期内,资源消耗处于弱回弹状态,新引致的资源需求很少“挤出”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节约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对于减少北京市的自然资源消耗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由于回火效应的存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来降低自然资源消耗的措施可能会在政策效果上大打折扣,对于区域的长远发展而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更有助于区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国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际区域1998年至2012年的数据,采用门槛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国际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正门槛效应的存在,即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国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是显著负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关系由负转为无影响,然后由无影响转为正影响,正影响又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由小变大。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负向效应在环境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但若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有效,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粗放生产,进而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上述结论表明,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环境保护制度,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会对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公众和保险公司的作用,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促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相对积极的经济后果。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文章根据影响机制理论提出假说,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GTFP(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国GTFP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相关性.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市GTFP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并且对相邻城市GTFP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行业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抑制本市GTFP的提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别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促进本市GTFP的提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GTFP的影响均不显著,同时这些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明显差异.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绿色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调节下的碳减排效应

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绿色经济时代的热点话题。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使碳排放强度降低,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发展绿色金融可以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这一促进效应具有制度环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加大绿色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同时企业要树立环保意识,引导消费者的环保消费倾向,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价值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