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在对我国2004—2017年期间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高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小规模区域以及低污染区域与入境旅游大规模区域重叠特征;(2)雾霾污染已经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其中,PM_(10)的负向效应最显著,其次为NO_2,SO_2的影响相对较弱;(3)雾霾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对东中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大于西部地区,对北方地区的负向影响明显于南方地区。最后,提出改善雾霾污染以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吸引力和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枣庄市PM_(2.5)的污染来源及分布研究

枣庄市是传统的煤烟型重污染城市,在工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解决空气质量问题迫在眉睫。对2014年—2015年枣庄市8个自动空气质量监测站的PM_(2.5)数据进行分析,探讨PM_(2.5)的季节分异特征、地域分布特征、日变化差异分析以及与大气氧化物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夏季PM_(2.5)的平均浓度最低、冬季最高。各监测站中浓度较高的是峄城区政府观测点、市中区政府观测点和高新区观测点;较低的是山亭区环保局观测点和台儿庄区环保局观测点。在一天中,PM_(2.5)的浓度变化呈多峰分布,峰值分别出现在0:00、07:00、10:00及19:00。PM_(2.5)浓度与SO_2、NO_2和CO浓度均为显著正相关,与O_3浓度成明显负相关,表明大气氧化物对PM_(2.5)浓度有显著影响。     

雾霾污染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及其空间分异

以2000—2018年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_2.5浓度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雾霾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以空气流动系数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作为雾霾污染的内生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雾霾污染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雾霾污染显著负向影响粮食生产，且两者之间不存在脱钩关系；②雾霾污染对东中西部粮食生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我国约有超过3/4的粮食生产区域受到雾霾污染的影响，这无疑会加剧我国农产品充足供给的挑战性；④雾霾污染在扩散效应和转移效应作用下，对邻近地区粮食生产带来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未来要同时实现治理空气污染和保障粮食安全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区域间的“协同治理”。     

城市蔓延、创新质量与雾霾污染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负外部性产品之一,雾霾污染无疑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提高城市创新质量并减少雾霾污染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城市蔓延已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04-2018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城市蔓延和创新质量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 表明:雾霾污染存在时间黏滞效应和空间流动性;城市蔓延显著促进了雾霾污染,而城市创新质量对雾霾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城市蔓延与创新质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雾霾污染,表明城市蔓延弱化了创新质量的减霾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本地城市蔓延促进了邻近地区雾霾污染,本地创新质量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环境分权能促进雾霾（PM_(2.5)）治理吗？——基于空间效应检验

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权力,明确各级政府间的环境管理权力和责任是推进雾霾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通过构建2000—2015年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层面我国环境分权对于各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1)区域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雾霾会通过大气自然因素扩散到周边地区;(2)中西部地区雾霾空间溢出效应更强,对周边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3)环境分权对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环境行政权力和环境监察权力下放有利于促进雾霾治理,但环境监测分权未起到雾霾治理效果。     

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经济集聚、科技创新与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以2003—2018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水平除了与本地经济生活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邻近城市雾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经济集聚对雾霾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空间视角下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而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化进程是影响本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在空间视角下考察城市化对区域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以长三角区域的地级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加重将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城市化推进是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个百分点,PM_(2.5)浓度将增加2.216微克/立方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本地区雾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城市化对雾霾影响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和城市间的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地区土地资源错配、技术创新与雾霾污染

地方政府在城镇建设用地上的错配行为可能会影响地区雾霾污染。基于2011—2018年中国216个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关联下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引资质量低下、交通出行增加等会直接加剧当地雾霾污染,而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雾霾污染,则会通过空间外溢显著加剧本地雾霾污染。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还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而间接加剧本地雾霾污染,但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还存在明显的技术创新门槛效应,当地区技术创新超过一定水平时,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会得到有效缓和。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解决“以地谋发展”和雾霾治理两难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7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PM_2.5浓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创新性地使用年均降水量作为缓解雾霾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在2SLS的统一框架内估计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雾霾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进行大力的环境治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能够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2012—2016年间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7—2011年间的,可以预见未来治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大中城市雾霾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小城市,内陆城市对于雾霾污染治理的难度要大于沿海城市。政策启示在于,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雾霾减排可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之中,促进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有着深刻影响。采用卫星监测的地表PM_(2.5)栅格数据,测算中国省域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实证分析了省域城市化空间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空间紧凑度对雾霾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提高城市化空间紧凑度不仅可以降低当地PM_(2.5)浓度,对邻接区域的雾霾污染也具有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是雾霾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雾霾污染的城市化效应传导作用显著,而生产率效应的传导路径不成立。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这一独特的雾霾数据,采用劳动生产率来度量经济发展质量,系统考察了雾霾污染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创新性地选取能够控制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的空气流动系数以及能够全面度量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和治理力度的政府环境治理指标作为减缓雾霾污染变量内生性的两个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统一框架内估计了政府环境治理的减霾效果和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城市化与人力资本是雾霾污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两个重要传导渠道;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降低雾霾污染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小城市,且随时间推移雾霾污染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政府治霾有助于提升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质量,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隐性经济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时空效应

隐性经济作为制度监管的漏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然而目前仍缺乏应对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长期有效的治理措施。文章采用MIMIC模型测算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0—2018年的隐性经济规模，结果表明各省份隐性经济规模年均值介于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基于对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特征的检验，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及其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隐性经济的存在会弱化本地及邻近地区正式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力，甚至使其无效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规范性压力抑制了本地的污染性隐性经济活动，是治理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有效工具，但其并未对邻近区域的隐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据此，文章从规制工具及隐性经济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保护部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部副主任雷宇:怎么消灭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

正基于组分分析得出,煤炭对PM_(2.5)浓度的贡献在61%左右,仅通过末端治理不可能解决大气环境问题,必须实施燃煤总量控制等源头治理手段。环境质量告急,环境容量超载。近十几年来,我国大气污染地区差异性显著,局地污染与区域污染相耦合,煤烟型污染与复合型污染共存,特别是PM_(2.5)成为影响我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首要污染物。基于全国城市PM_(25)年均浓度达标约束的大气环境容量统计,全国SO_2、NOx、一次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灯光复合指数和PM_(2.5)浓度分别表征城市化水平和雾霾污染程度,就城市化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特别检验了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市化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显示:就全国整体而言,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单调线性关系,表明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并非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紧凑集约型的城市化深度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而规模扩张型的城市化广度推进模式则不利于抑制雾霾污染;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城市化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途径。     

“双碳”目标下“绿色资本储存”：空间集聚与污染防治

“双碳”目标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资本储存（GCS）是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重要探索方向。基于200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GCS的空间分布、集聚模式和演化特征,并以雾霾为例实证检验GCS对污染防治的空间影响。结果显示：GCS在全局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伴随着动态演化在局部形成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基于植树造林的GCS可以显著减轻雾霾污染;基于园林绿化的GCS并未发现其对缓解雾霾污染的积极作用;森林火灾等自然排放源和湿度、降雨、日照等不利气象条件一定程度掩盖了地区GCS的空气污染防治效果。因此,除了森林覆盖、人工造林携手共存“绿色资本”以外,还需要构建科学公平的大气污染治理评价体系来降低自然排放源、气象条件等客观因素干扰,以提高各地区各部门环境改善的积极性。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中的研究和探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分析

选用2013~2014年125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将城市按照空间和时间分成西部地区、沿海地区、2014年、2013年等多个组,建立空气质量结构模型。经多组分析发现:PM_(2.5)已成当前城市环境污染元凶,PM_(10)、臭氧、SO_2、NO_2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2014年城市空气污染得到有效的改善,空气质量好的主要城市为海口等,最后提出了改善和治理空气污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