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污染对服务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实证

运用非径向距离函数(NDDF)测算出2006-2016年中国30个(西藏、港澳台除外)省区市的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构建了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技术距离矩阵,对比分析了雾霾污染对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雾霾污染与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可能存在"N型"关系,而与人力资本存在较弱的"倒N型"关系,雾霾污染与东部省份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与中部省份、西部省区市服务业绿色水平存在"U型"曲线关系.研究从雾霾治理政策、研发投入强度、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灯光复合指数和PM_(2.5)浓度分别表征城市化水平和雾霾污染程度,就城市化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特别检验了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市化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显示:就全国整体而言,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单调线性关系,表明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并非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紧凑集约型的城市化深度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而规模扩张型的城市化广度推进模式则不利于抑制雾霾污染;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城市化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途径。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反映环境污染程度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指数表明,江西省整体环境污染状况在1990-1997年间保持稳定,1998年之后则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进一步分析了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西省污染综合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正N型"曲线关系,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贸易开放则加剧了江西省的环境污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显著地改善江西省环境污染状况。     

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运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采用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和国外权威机构发布的PM_(2.5)数据,研究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存在着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且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在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这几项门槛变量达到或跨越一定的门槛值时,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会发生显著不同的增减变化,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经济集聚、科技创新与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以2003—2018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水平除了与本地经济生活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邻近城市雾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经济集聚对雾霾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基于生存型消费视角

以居民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为视角,利用地级市人口数据构造了30个省份人口集聚指标——省际蔓延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省级层面的人口集聚有助于直接缓解雾霾污染,但人口过度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却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人口集聚将通过生存型消费各构成项间接影响雾霾。其中,人口集聚引致的食物消费增加会间接促进雾霾污染减少,但人口集聚引致的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增加却会间接加剧雾霾污染,衣着、交通通信消费与雾霾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人口集聚引致的生存型消费项的变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从人口与消费综合方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有助于防治雾霾。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域PM2.5浓度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同时考虑雾霾污染的时间滞后效应、空间滞后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的条件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和相应的治霾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无论采用官方的人均GDP还是卫星监测的稳定灯光亮度指标,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而加剧的阶段;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人口的快速集聚及公路交通运输强度的提升共同促使雾霾污染加剧,而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减霾效果,因此,促增因素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促降因素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是导致中国雾霾污染频发的根本原因;雾霾污染在时间单维度、空间单维度和时空双维度上分别表现出雪球效应、泄漏效应和警示效应,因而治霾政策必须坚持常抓不懈、联防联控和惩一儆百的实施策略。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空间溢出效应与陆源污染排放——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陆源污染防治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对中国沿海11个省(直辖市)2006—2015年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地区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否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陆源污染排放。结果表明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仅会显著降低本地区的陆源污染排放,还会外溢到邻近地区,进而促进陆源污染排放量的减少。同时发现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在时间上呈现不断攀升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此外陆源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呈现在地区集聚的规模污染效应。     

长三角地区贸易开放度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

在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行动规划指导下,探寻贸易与环境间的协调机制变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1998—2016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回归估计,研究贸易开放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会加重雾霾污染水平,且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效应大于进口,"污染避风港假说"在该区是成立的。此外,长三角地区人均收入和雾霾污染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针对上述结论,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从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有关雾霾治理的政策性建议。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并结合信息熵及模型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广西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倒"U"型,2008年是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但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并未十分明显。广西污染物排放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经济总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逐年下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广西需要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加强环保政策的制定,减少污染排放;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的耦合协调。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7—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的综列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工业三废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遵循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要素、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均会带来东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经济结构调整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联立空间面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框架下,运用联立空间面板模型讨论了雾霾污染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分别测算了实施"煤改气"项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强度下降、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东部沿海工业企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大省转移4种情景下,雾霾污染的变化。结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京津冀天然气消费占比提升1%,该地区雾霾年均浓度下降约0.20～0.29 μg/m~3;河北、山西、内蒙古和辽宁能源强度下降1%,该地区雾霾年均浓度约下降0.48～0.57 μg/m~3;东部沿海工业产值比重下降1%,该地区雾霾年均浓度约下降0.71～0.95 μg/m~3;中西部劳动力大省工业产值比重上升1%,该地区雾霾年均浓度约上升0.69～0.93 μg/m~3。从模拟结果来看,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降低雾霾污染的最有效路径。     

环境管制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研究——基于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分解的新视角

从污染行业和清洁行业分解视角研究环境管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和反事实分析的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清洁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污染行业结构不断偏离,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来自清洁行业的贡献。(2)环境管制与清洁行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而与污染行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N型关系,即环境管制对污染行业和清洁行业存在差异性影响。(3)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分别对清洁行业和污染行业保持最优的环境管制强度(N型曲线的极小值点),产业结构合理化改善程度将提高27.2%。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对工业"三废"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人口聚集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经济增长对"三废"影响的差异性更加显著。控制其他解释变量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对工业废气污染的省际溢出效应和总效应都呈现类"N"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单调递增线性关系。最后,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参考。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动态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285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分析

将环境成本作为投入指标引入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选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动态评价。然后选用面板混合估计模型,对动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持续提升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Malmquist指数与城市规模呈现"U"型曲线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私营和个体经济比重、职工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呈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