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四大主体)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在分析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方法]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陕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模式不断创新;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增强;发展环境日益优化,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壮大等方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即组织化程度低,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土地流转难,规模化进程缓慢;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融资成本较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农业科技贡献率较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健全,人才缺口较大;政府支持政策不足,政策落实效率不高等因素。[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新金融支农机制、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来保障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规模、资金、人才、科技和政策等需求,以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能值分析的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目的]通过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方法的研究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分析,为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参考。[方法]借助典型案例调查及官方统计数据,采用物质—价值流和能值分析法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展开研究。[结果]物质—价值流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单位土地净收入分别为1.778 4万元/hm~2、1.153 1万元/hm~2和0.439 6万元/hm~2;能值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依次为24.49、4.21和3.58。[结论]从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视角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单位土地净收入最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研究——基于信阳市调研数据

[目的]比较分析信阳市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效率,为信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选择合适的经营方向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16年对信阳市478个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EA方法测算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结果]在小麦、玉米及生猪生产上,家庭农场的综合效率比较高,分别是0.93、0.90及0.82;在油料与蔬菜生产上,龙头企业的综合效率比较高,综合效率值均为0.75。在小麦与生猪的生产上,专业合作社的综合效率值最低,均值分别为0.60与0.73;在玉米的生产上,专业大户的综合效率最低,为0.68;在油料与蔬菜的生产上,家庭农场的综合效率最低,分别为0.49与0.47。[结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效率比较分析较为客观。     

新时代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税政策支持研究

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时代国家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国家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税支持政策持续加码,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情况错综复杂。缺乏系统性综合性、供需结构性矛盾、亟须加强执行刚性与制度刚性等问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贯彻落实财税政策中的具体症结。政府部门须持续健全财税政策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机制体制,通过制度性优化设计化解结构性供需矛盾,强化财税支持政策的执行刚性与制度刚性,持续健全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思路要有新突破

<正>近年来,我国各具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茁壮成长,成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但在农业生产领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面临新难题,创新支持思路日趋迫切。加强和创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和创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支持,并将其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尤应结合支持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以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重点,加强对农业     

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测度与分析

[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主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空间分异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对推动新疆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制定扶持政策和缩小地区间差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法]该研究采用泰勒指数法,以各地区农业人口数作为权数,分别运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平均经营收入两项指标从不同角度测度新疆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现象。[结果](1)地带内部差异仍是构成规模总体差异的主要部分,且地带内部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家庭农场最大(89%),龙头企业次之(70%),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小(66%)。(2)2006年以来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在南、北、东疆区域间的发展趋于平衡,但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凸现出来。(3)新疆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能力地区间差异大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且两类经营主体经营能力的空间分异明显大于规模的。(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经营能力最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居中,家庭农场最弱。各区域同类经营主体经营能力差距也很显著。南、北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较强,而东疆的家庭农场经营能力较强。[结论]目前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     

大数据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和探讨目前大数据在现代休闲农业中的应用,以期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方法]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大数据在农业和休闲农业中的应用及其对休闲农业的推动作用,并列举相关实例具体分析大数据对休闲农业发展的作用,根据休闲农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大数据应用于休闲农业的挑战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果]大数据在休闲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有效推动了休闲农业发展的智能化和网络化,有力地推动了休闲农业走出发展困境,为休闲农业园区的选址和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结论]我国将大数据应用于休闲农业面临着数据采集困难和缺乏完整数据体系的问题,应加快休闲农业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打破信息孤岛,完善数据技术体系,保障信息共享和使用的安全,休闲农业大数据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必将给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飞跃。     

休闲农业中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目的]通过阐述河南省休闲农业中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发展的意义以及该省的休闲农业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针对该省休闲农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旅游业与农业耦合发展的相应建议,以期实现河南省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方法]通过分析河南省省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旅游业和农业耦合发展的物理动力学机理及其发展模式,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2001~2011年的旅游业和农业数据进行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并划分了各年协调等级。[结果]河南省旅游业与农业耦合程度整体偏低,缺乏双向深度耦合。2001~2010年,河南省旅游业—农业一直处于低度协调等级,2011年处于中度协调等级,整体协调程度较低。[结论]河南省休闲农业中的旅游业和农业在耦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业布局不合理,规划缺乏统一性,产业耦合程度整体偏低以及耦合机制不健全等主要问题。文章认为,需要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统筹兼顾、实施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为基础,完善产业融合发展经营管理制度以提高产业增效效率,以及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融资,创新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增强产业持续吸引力等发展策略,积极加强农业和旅游业耦合协调程度,助力河南省休闲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     

基于DEA模型的青岛市休闲农业效率评价*——以青岛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例

[目的]以青岛市休闲农业为研究对象,分析青岛市休闲农业运行效率,为推动青岛市休闲农业发展提供建议。[方法]以青岛市15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了青岛市休闲农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青岛市休闲农业效率进行评价。[结果]青岛市休闲农业的综合效率相对较低,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 577,仅达到最优水平的57. 7%,15个示范点中只有5个示范点的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青岛市休闲农业的纯技术效率不高,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 713,有8个示范点的纯技术效率未达到最优。青岛市休闲农业的规模效率一般,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 774,规模报酬不变的示范点有6个,数量最多。在15个休闲农业示范点中,有8个示范点存在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冗余问题。[结论]青岛市休闲农业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较低;规模效率一般,大部分示范点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投入冗余问题突出。     

乡村振兴视阈下金融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只有构建合理完善的金融扶持体系才能保障其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其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力军地位。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针对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实际情况,从金融资源配置、经营主体发展、财政金融政策、风险分担补偿机制4个方面探讨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提高管理能力、完善内控制度、加强政府政策支持、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设的建议。     

信息化对休闲农业绩效影响评价研究*——基于北京三星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的调研分析

[目的]休闲农业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提档升级关键在于产品创新、体验增值、服务宣介等价值体系的提升。信息化是现代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重要渠道,更是产业价值体系提升的核心力量,探讨信息化对休闲农业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的影响,将有助于挖掘休闲农业创新的新要素。[方法]基于北京市三星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文章构建了包含知识支撑、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应用3个维度的休闲农业园区(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采用超效率DEA-Tobit模型分析了信息化对休闲农业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的影响。[结果]信息化是休闲农业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动力源泉,信息化对休闲农业产出绩效的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符合"增长论"假说,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可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增长2.692%。[结论]对于处于较低创新绩效水平的企业而言,可通过提升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获取绩效的增值。     

江苏省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的可持续性研究

文章对江苏省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现状从规模、主要类型和经营模式、产业分布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并对江苏省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江苏省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选址不当,选址地环境差、规划不具有长期性、动态性和全局性、缺乏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雷同规划多以及体现的当地农业优势不明显,特色不突出;并提出制定休闲农业园区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研究思路:(1)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2)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要从区域全局出发,并注重规划的总体性、长期性;(3)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要科学论证、突出优势、发展地区特色。并指出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需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并能够体现园区综合效益,有利于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华西村为例,分析其休闲农业园区发展规划的可持续性,概述江苏省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的可持续性。     

南京市休闲农业空间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休闲农业在促进产业融合、带动过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文章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文献查阅法了解南京市休闲农业的资料、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法确保南京市休闲农业景点的真实性,采用空间结构分析法分析休闲农业空间分布差异,相关分析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京市6个区的最临近指数均小于1,空间分布呈凝聚型,其中浦口区的分布密度最大,为0.035个/千km~2。休闲农业分布与地区GDP、农业产值、旅游发展水平显著相关,与产业结构、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目前南京市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休闲农业产品仍有提升空间。[结论]南京市休闲农业发展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需要基于休闲农业资源,差异化发展,同时协调发展休闲农业服务供应链,促进产业融合,完善休闲农业相关政策,耦合侧供给改革共同发展。     

DEA模型下的休闲农业评价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目的]休闲农业是现代经济与农业快速发展的产物,促进了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能够实现休闲农业的发展,对自己甚至是整个领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阐述休闲农业的概念及基本特征,通过问卷调查与专家访问发,收集河南省12个休闲农业示范点的发展数据,并筛选得到头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输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建立为河南省休闲农业发展服务的DEA模型。[结果]之后,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从具体的角度上来说,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可实现休闲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全面上来说,对休闲农业的投入可推动该行业的整体规模。[结论]该文的研究结果为发展河南省休闲农业打下了理论基础,推动了重点发展技术、提高投资效率和投入物力的发展模式。     

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园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近几年,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研究其空间基本分布特征,剖析其发展影响因素,对把握其休闲农业分布现状,找准发展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关键入手点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2012—2017年华北地区评定的680个休闲农业园区（企业）为样本,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休闲型农业园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简要分析,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探究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1）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园区呈集聚分布,且集中分布程度极高,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其次为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分布最少; （2）影响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发展排名前3位的因素是公路密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目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游客消费水准已成为影响休闲型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子。［结论］休闲型农业是一个新产业,影响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政府以及投资者,游客的可意愿度、经济能力已经不是休闲型农业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要从增加对投资者的政策导向以及增加园区（企业）的可到达性,将公路密度适当向郊区拓展入手。     

长株潭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潜力评价研究

[目的]休闲农业作为都市居民休闲旅游需求多样化及社会快速发展的产物,涉面广、带动性强,休闲农业的发展对于加快传统农业升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对休闲农业进行评价,探讨其发展潜力,以期为区域休闲农业及区域协调发展指明方向。[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以长株潭地区为例,对其休闲农业评价指标进行分析。[结果]社会支撑能力、休闲农业需求增长力、参观价值、文化价值及土壤质量在各主成分中载荷较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长株潭地区休闲农业的发展潜力,对休闲农业的发展影响较大。此外,长株潭休闲农业发展潜力指数从2007年的0.048 2增加到2016年的2.541 1,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在发展潜力指数的基础上,未来长株潭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定会继续稳定向前发展。在优势休闲农业资源的基础,协调全面发展休闲农业,保障长株潭地区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休闲观光农业园游客满意度研究——以北戴河集发农业园为例

文章基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北戴河集发休闲农业观光园为例,针对影响客户满意度的问题运用问卷调查法,即发放、搜集、收回和整理问卷,进行调查并数理统计。其中,高达95.8%问卷回收率,保障了问题研究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基于国、内外游客满意度的研究现状,在前人游客满意度分析模型研究基础上,根据实际所得数据建立了休闲农业观光园游客满意度分析模型——因子模型。因子模型是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权重函数的权重值,得到客户满意度的指标权重,对实际所得数据按照上述步骤处理,运用因子模型计算得到客户处于中等满意度的结论。该研究对因子模型进行了检验,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提出了当前休闲农业发展的短板和需要提高的方面,为以后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侧重方向。     

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分析

［目的］通过对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中影响驱动力各项因素的评价和分析,以期对河南省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为目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政策因素、区位因素、发展因素和社会因素4个部分组成评价准则层,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指标选取,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其驱动力。［结果］在准则层中,4个部分的权重分布情况为政策因素（0409 0）＞区位因素（0290 2）＞发展因素（0162 2）＞社会因素（0138 6）,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休闲体验需求（0416 2）、乡村振兴战略（0375 4）、产业融合趋势（0368 2）和地区资源特色（0368 1）。［结论］休闲体验需求、乡村振兴战略、产业融合趋势和地区资源特色是目前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是由政策因素、区位因素、发展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对休闲农业的整体规划起到指导作用,区位因素决定了地区间农业资源特色和客源市场的不同以及客源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距离,且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环境的改善促使地区间特色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科技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经营管理完善和休闲体验需求多样化等社会因素,由此形成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系统。     

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的休闲农业潜力分析

[目的]以京津翼休闲农业发展情况为研究对象,对京津冀休闲农业协同发展框架下的潜力进行分析。[方法]通过对京津冀休闲农业协同发展现状的分析及层次分析法的应用,分析协同发展框架下京津冀休闲农业发展潜力。[结果]京津冀休闲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京津冀休闲农业协同开发潜力整体水平较高,但北京与天津发展潜力显著大于河北主要市区,而河北地区休闲农业本身也呈现东部地区发展潜力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小的特征,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结论]京津冀休闲农业在协同发展框架下整体水平较高,受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休闲农业发展政策优势显著,围绕京津冀休闲农业已经展开了多种活动和项目,但同时面临着区域不平衡问题;应积极根据政策引导基础建立京津冀休闲农业全面发展机制,延伸京津冀休闲农业品牌体系,以充分开发京津冀休闲农业发展潜力。     

都市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北京市829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

目的 休闲农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在城市居民消费转型升级背景下，都市休闲农业旅游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偏差普遍存在，而深入探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背后原因，有利于从消费者角度反思当前休闲农业发展的短板问题。方法 文章结合文献与调研资料，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认知情况、出行需求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市民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 （1）家庭特征显著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家庭收入水平抑制悖离、家庭同居成员数加剧悖离；（2）消费者亲近自然的需求会抑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但满足好奇及教育子女的需求会加剧悖离；（3）出行需求和感知了解程度是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个体责任感知及社会风气感知是中间间接因素，家庭情况和社会效能感知是深层根源因素。结论 现阶段北京市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居民消费需求水平，难以满足都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需完善休闲农业场所综合服务能力，构建创新性休闲农业旅游范式，营造休闲农业旅游消费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