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研究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随着"三农"问题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有针对的战略考量,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内部社会经济体系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因此,科学客观地评价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特征及其差异性,并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对于新时代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文章选取河北省为典型实证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性指数进行测度,运用ESDA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分异格局,并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和数理统计方法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河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差异明显,并呈现出"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的分布态势;河北省乡村性指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在总体趋势和局部相关性分析中呈现"U"型曲线和"两核一带"的空间格局,邻域单元相互作用显著;根据乡村性指标体系的评价层特征,可以将河北省乡村发展划分为产业主导型、生态友好型、内化提升型、资本推动型和均衡发展型5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存在着差异。[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目标发生改变,通过对乡村性这一综合指标测算可以揭示区域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差异,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近20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分析与区划

[目的]应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通过计算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时间变化规律及成因。[方法]文章通过耕地承压类型区的划分,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空间变化规律、成因及区域特点。[结果](1)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在保持粮食自给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98—2018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呈明显上升趋势;(2)根据福建省各县(市、区)耕地压力指数划分耕地承压类型区,共分4个类型区,即:耕地高承压区,耕地较高承压区,耕地较低承压区和耕地低承压区;(3)福建省耕地承压空间差异显著,闽西北山区低于闽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高承压区和耕地较高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和靠近闽东南沿海地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大于1,耕地承压明显;耕地低承压区和耕地较低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西北山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小于1,耕地承压不明显。[结论]福建省耕地压力大且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     

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性变化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目的]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性变化、乡村转型发展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关于乡村性变化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尚少有研究。[方法]以西南地区26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乡村性与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优化后的熵权法和ESDA方法,研究2015年相对于2005年西南地区贫困县乡村性和乡村转型的空间变化特征;并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性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2015年相对于2005年,研究区乡村性变化值在-0.454 4～-0.047 8之间变动,乡村性变化值较大的县域分布于研究区东北部的四川盆地周边低山丘陵和平行岭谷地形区,以及云贵高原的滇中、黔中与城市邻近县域;各县域乡村转型度值在0.190 0～0.646 9之间变化,按照转型度由低到高可以分5级,其中,乡村转型度较低(Ⅱ级)和乡村转型度中等(Ⅲ级)的县域分布广泛;乡村转型与乡村性变化的耦合协调度值在-0.736 3～-0.339 8之间变化,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有4个县域属于拮抗不协调类型,大多数县域属于低级或中级耦合协调类型。[结论]西南贫困地区乡村性变化和乡村转型发展度在空间分布上与研究区自然地理环境及区位条件的分异大体吻合,地势平缓、区位条件较好县域的乡村性变化、乡村转型度、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优于地理条件较差县域。应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差异,因地因时制宜强化乡村产业发展、完善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区域发展能力建设。     

内蒙古乡村旅游资源及区划研究

[目的]按市场需求分析内蒙古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划分,试图探索内蒙古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方法]文章采用细分法,将内蒙古乡村旅游划分为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文化体验、商务会展及其他等4个类别,由此开展内蒙古乡村旅游区划研究。[结果]将内蒙古乡村旅游资源划分为草场游览区、乡村休闲区、游牧文化体验区、综合发展交流区等4个区。虽然内蒙古草场资源丰富,但受季节性及同质化的影响,其重要地位日渐衰弱。研究发现,内蒙古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潜力排名为:乡村休闲区游牧文化体验区草场游览区综合发展交流区。[结论]乡村休闲是内蒙古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科学规划内蒙古休闲农庄、文化民宿及乡村综合体,是提升内蒙古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辽宁棕壤耕地质量评价及障碍因素类型分区研究

[目的]以土壤类型为基础,选取土壤管理、理化性质、土壤养分、剖面性状、立地条件和气候条件等6个方面14个指标对辽宁棕壤耕地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在分析主要障碍因素基础上,根据障碍因素组合类型的不同对辽宁棕壤耕地进行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方法]采用模糊数学法和层次分析法,利用障碍度模型对辽宁棕壤耕地质量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分析棕壤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结果](1)辽宁棕壤耕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分别占棕壤耕地总面积的21.49%、59.18%和19.33%,耕地质量等级以中等地为主;(2)障碍因素组合类型共14种,根据障碍因素不同划分为3个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区,即有机质障碍类型区、灌溉能力障碍类型区、质地障碍类型区,分别占棕壤耕地总面积的86.45%、10.75%和2.80%。[结论](1)针对障碍因素类型分区,提出各区以障碍因素为主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措施,从而保证粮食生产;(2)文章从耕地土壤类型角度研究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及其利用策略,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提供新视角,为耕地资源分区利用与管护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哈尔滨地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潜力研究

[目的]为了促进哈尔滨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利用,文章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应措施,旨在指导哈尔滨市乡村旅游的科学发展。[方法]在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哈尔滨市的乡村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采用AHP法确定哈尔滨市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及权重,运用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哈尔滨市不同区县乡村旅游资源的等级和开发潜力。[结果]该文基于乡村旅游资源类型、资源质量以及开发条件3个项目层,选取了11个评价指标,创建了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模型,并将该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划分为3个等级:一级开发区(10～7分),二级开发区(7～5分),三级开发区(5～0分)。该区的乡村旅游一级开发区位于中心城区、阿城区和尚志市等近郊地区;二级区位于五常市、宾县、巴彦县、延寿县等其他城市近郊区,三级区位于通河县、木兰县和依兰县等城市远郊区。[结论]哈尔滨市的乡村旅游资源类型虽然丰富,但是资源分配不均,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应针对不同等级乡村旅游区域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与分级治理机制。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中国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定量评估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地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进行定量测度,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直观展现了各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指数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对于5个维度各自的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指数、协调度,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而对于耦合度,其高值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2)基于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濒临失调型地区5个、勉强协调型地区19个、初级协调型地区3个、中级协调型地区4个,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度指数偏低。(3)基于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异性是由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GDP是影响其空间分异性的核心因素。[结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既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区域政策的创新,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空间布局的优化,同时还要关注各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好5个维度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逐步降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同时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目的]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方法]文章从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系统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加权综合法对2007—2017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分析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变化趋势。[结果](1) 2007—2017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基本呈直线增长趋势,发展态势良好。其中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均整体得到一定的改善。(2) 2007—2009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呈现上升趋势。2010—2014年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整体呈现降低趋势。2015—2017年协调指数有所提升,但增幅较小。(3)研究阶段内各地级市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展水平较高,鲁西南地区比较落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差异越来越明显。[结论]各地市应充分发挥地区区位、产业、交通等优势,继续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稳步协调发展,不断缩短地区差异,综合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

乡镇政府、村委、普通村民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决策互动、利益纠纷。根据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中政府的作用,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分为政府强制型土地整治、政府主导型土地整治、市场介入 型土地整治三种类型。选取周口平坟、崖口村围垦—土地转让、成都建设用地票交易作为实证材料,运用 乡村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从根源上看清土地整治的现状。 发现区位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土地整治类型。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中的行事与乡村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制 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传统的乡村关系。因为市场介入土地整治在农村变得更有活力。同时进一步 探讨了引起制度创新的原因: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若政府强制交易,交易成本巨大。引入市场后,交易顺畅, 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政策给予试点的机会是出于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区域的政策倾斜。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再思考 ———对山东省临沂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

通过对山东临沂市农村土地流转成功实践的调查,分析了当前制约土地流转的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提出了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打破传统户籍管理模式、搭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转的新平台等对策措施,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建设“城市特区”、实行“异地还建”的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新构想.     

新农村建设对北京郊区农民技术采用影响分析 ———以环境整治和文化建设为例

加强新农村建设,尤其在环境整治和文化建设方面,为农民采用新技术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已成为北京郊区促进农业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该文通过问卷形式对北京郊区的顺义、大兴和密云3个区县农户的新技术采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访谈,了解了农民个体及新农村建设现状,并针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环境、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分别对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新技术采用情况进行了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北京郊区的环境设施建设已取得较大成绩,但在文化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环境设施建设对养殖业影响较大,对种植业影响较小;三是文化建设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均有影响;四是农业推广工作应调整推广方向、更新推广手段.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途径。文章主要结合国内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概况分析我国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资金投入不合理,基础设施仍待完善;旅游产品单一,同质化严重;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保工作跟进不力;季节性过强,经营方式亟需优化;发展缺乏认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政策和法规不完善,缺乏整体的规划管理等问题。同时提出实施整体规划;提升农民的参与度;紧随政策,多方合作;实施可持续的旅游资源开发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原则与对策。结合实际相应提出加强乡村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品开发,实现乡村旅游深化发展;加强资源保护,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乡村旅游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规划管理,进一步完善旅游保障体系;转变观念,加深认识等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目的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民生维度目标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是相呼应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文章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的测度体系。方法 运用熵权法、TOPSIS、障碍度模型分析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水平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 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潜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与省域相比,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都市的潜力水平处于较高等级,高水平地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部分省域的等级呈现动态变化。结论 经济、文化、社会维度是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文化维度的障碍度呈降低趋势,环境、社会维度的障碍度呈增大趋势;环境治理、绿化覆盖、客源市场消费能力、产业规模、居民消费水平是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素。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因素及其评价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大力乡村旅游,但发展结构单一、建筑资金不足、资源浪费等许多问题对新农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在此背景下对其因素分析势在必行。[方法]通过查阅文献及对专家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应用物元模型多层次地分析乡村旅游现状,通过对指标体系的评价探讨乡村旅游业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善的方面。[结果]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等级为3级,发展趋势一般,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资源、环境及开发3个指标中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发展旅游的同时环境保护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结论]文章基于物元模型及评价体系清楚地分析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乡村自然资源,全面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步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环境正义实现途径

［目的］为改变乡村旅游非生态化发展的现状,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方法］结合使用文献综述法和实地调研法,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分析乡村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结果］一直以来,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都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给乡村旅游地及其周边区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乡村旅游种际环境非正义和人际环境非正义。［结论］代内人际环境正义的实现是解决乡村旅游环境问题的关键,确保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环境正义导向和矫正当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是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实现乡村旅游环境正义,一方面应增强主体的环境正义意识、构建公正的环境相关制度以确保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环境公正导向,另一方面应探索建立乡村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对已经造成或现阶段无法避免的环境非正义结果进行矫正,实现补偿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