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以新疆为例

[目的]在耕地保护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形下,开展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对了解耕地外部性价值的大小及深化耕地生态价值的量化方法和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以新疆为例,从14个地州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出发,将生态超载指数作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足迹在各地州市转移的测度,同时综合考虑各地州市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构建市域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分别测算各地州市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结果](1)2015年新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有盈余输出,全疆共可获得生态补偿费103.31亿元;(2)2015年新疆南北疆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比为1:1.7,生态足迹总量比为1:2.2,生态超载指数北亏南盈,表明南北疆耕地生态足迹和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间呈"空间异位"格局;(3)新疆北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及哈密市共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费55.67亿元,北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及哈密市外)和南疆地区分别可获得生态补偿费为96.59亿元和62.39亿元。[结论]该文可为新疆各地州市构建耕地生态价值补偿路径提供新思路,也可为以耕地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辽宁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估算分析

[目的]基于省域尺度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状况和支付意愿差异,通过分析耕地生态盈余与赤字情况,科学量化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为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可行路径。[方法]文章基于碳足迹和产量因子修正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利用系数修正法测算各市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1) 2019年辽宁省锦州市、阜新市和盘锦市3市为耕地生态补偿区,补偿额度为0.53亿元;沈阳市、大连市等其他11市为耕地生态受偿区,受偿额度为16.70亿元。(2) 2019年全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是向外输出状态,应得补偿费为16.18亿元;生态消费区与生态服务区不存在“空间异位”现象,生态赤字区主要集中在辽宁西部区域。(3)全省各市化肥施用强度均超过800kg/hm²,导致沈阳市、大连市、阜新市、铁岭市和朝阳市的耕地碳足迹均较高。[结论]耕地生态补偿有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对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可为区域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定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基于“消费-产出”生态足迹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基于“消费-产出”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利用修正后的当量因子测算了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和生态补偿系数,构建了生态补偿量化模型,计算并确定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补偿优先顺序及横向补偿额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消费生态足迹呈平稳增长态势,产出生态足迹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各省市之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上游4个省市是典型的生态输出区,下游省市为典型的生态输入区;长江经济带生态可持续性较强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地区,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11个省市支出与获得生态补偿的总额总为正值,总体获得生态补偿额小于支出生态补偿额。     

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的思路与方法。研究方法:以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为依据,以生态超载指数作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在各区域间转移的测度,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市域间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测算各区域间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研究结果:(1)2011年江苏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北高南低,生态超载指数南亏北盈,表现出耕地生态供给和生态消费"空间异位"现象。(2)2011年江苏省整体上向外输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可获得16.99×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3)省内苏南地区及苏中南通市需分别支付104.83×108和2.88×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苏中(除南通市)和苏北地区可分别获得24.68×108和100.05×108元的补偿费。研究结论:计算结果与各市的实际情况吻合,可为江苏构建耕地生态补偿路径提供参考,该测算方法对类似地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以区域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构建耕地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北京市耕地生态价值评估与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合理测算北京市耕地生态价值,分析区域内部生态价值差异和变化规律,为区域耕地保护和多功能利用奠定基础。[方法]基于北京市耕地利用数据,结合生态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确定了包括气体调节功能、净化环境功能、涵养水源功能、固土保肥功能和营养物质循环功能在内的耕地生态价值的类型,采用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和替代成本法等方法,构建了不同功能的评估模型,并以北京市1980年、1995年、2000年和2013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对4期耕地生态价值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其空间分布状况。[结果]1980~2013年,耕地生态价值从远郊区到中心城区逐渐降低,1980~2013年,耕地生态总价值由1980年的122.54亿元减少到1995年的94.27亿元,后增加到2000年的102.72亿元,到2013年又减少到76.90亿元;各区耕地生态价值都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不同区耕地生态价值变化规律有所不同。[结论]研究结果为区域耕地保护和多功能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制定生态补偿政策及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     

生态足迹模型下的人口适度规模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目的]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探讨城市人口适度规模,不仅可为地方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建议,还可化解生态资源供需失衡的矛盾。[方法]文章以常德市及下属各区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出2015年常德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依据生态补偿量计算生态补偿标准及人口适度规模。[结果]生态资源确实是限制常德市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德市仅有武陵区和石门县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而其余地区人口已超出自然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结论](1)常德市总体呈生态赤字,耕地赤字是主要原因;(2)常德市应获生态补偿8. 72亿元,以林地和水域为主的地区为主要补偿对象;(3)生态承载力不足是限制常德市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常德市生态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应当从减少生态赤字、健全补偿机制和加大补偿力度3个方面给出具体的政策方案。     

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流域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复合型区域,科学划分补偿载体与合理补偿阈值可为流域生态补偿与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InVEST 模型,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态补偿优先级与补偿阈值测算模型。研究结果：（1）2000—2015年闽江流域拥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上游＞中游＞下游,且自生态补偿实施以来总体呈增长趋势,水源供给服务最为明显;（2）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788.27亿元,其中水源供给服务价值占比达61.91%,水质净化服务价值仅占0.16%,按生境质量调整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827.05亿元;（3）根据生态与社会经济状况确定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松溪县、建阳市、顺昌县、建瓯市、政和县、连城县、宁化县、清流县、建宁县、明溪县、泰宁县、将乐县为受偿区,其他区域为补偿支付区;（4）依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损失的机会成本,确定受偿区2015年补偿阈值介于8.48亿～105.56亿元之间。研究结论：闽江流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上游对生态补偿迫切程度整体较下游区域更强烈,探索有差异且合理的生态补偿阈值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北沙化地区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环境恶化,尤其是土壤沙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川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川西北沙化地区的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有助于了解当地资源环境现状,对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方法]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全面统计该地区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依据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数据,通过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参数测算该地区的人均生态容量。在此基础上,依据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对川西北沙化地区2011~2015年的生态补偿进行了量化。[结果]该地区2011~2013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2011~2015年人均生态容量明显降低。总体来看,该地区尚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生态状况良好,但生态盈余额逐年减少。[结论]该地区今后需要从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和缓解生态容量降低的趋势入手,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当地居民的节约意识,努力开发可再生资源,以维持川西北沙化地区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的受偿水平并对其补偿标准进行精确测度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以最大效用地推动农村居民的生态消费。[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65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以节能灯具为例）的受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其补偿标准。[结果]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受资源禀赋、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测算出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的动态调整区间为32.79～36.36元,政府支持农村居民购买生态产品的最优受偿率应为20%。[结论]（1）高度重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受偿水平的影响,加强农村居民资源禀赋积累;（2）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强化生态产品政策宣传;（3）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测度和评价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实证检验其影响因素,为维持全流域乡村地域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采用生态足迹模型、泰尔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乡村生态韧性进行测度和评价,运用PCSE、FGLS方法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1）在时序演变上,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有所下降,乡村生态韧性均值从2010年的0.215下降到2019年的0.200;（2）在区域分异特征上,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并未出现明显极化现象,但各地区乡村生态韧性总体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且上游、中游和下游不同流域段之间的差距是导致全流域各地区乡村生态韧性差异的主要原因;（3）在空间格局上,全流域呈现出上游、中游、下游梯度下降态势,且空间演进呈现“东北—西南”格局,总体上空间布局的演变较小;（4）影响因素发现,农村信息化、财政支农与长江经济带的乡村生态韧性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村经济增长、农村人力资本、城镇化发展与乡村生态韧性呈负相关。结论 建议以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生态化发展,构建合理的留才引才机制,深化数字乡村建设,推进绿色城镇化,构建城乡环境共同体,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以提高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韧性。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通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地方土地财政的定量关系,解决耕地生态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地方政府耕地生态保护行为激励模式。方法 文章利用耕地投入—产出的能值理论,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2017年湖北省103个县（市、区）的耕地生态状况,构建计量模型揭示耕地生态安全与地区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划分生态补偿区域并建立耕地生态转移支付模型。结果 湖北省耕地利用能值结构偏不合理,农业机械、农药和化肥等投入量较大,耕地的产出—投入比偏低;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偏低,大部分粮棉油基地多属于耕地安全临界区及安全敏感区,且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生态安全值最低地区为江汉区（0.301 1）,最高为利川市（0.663 4）;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得,耕地生态综合评分值每增长1个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对应减少2.809 hm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283.203万元。计算得耕地生态支付区达46个,其中江汉区支付额最高（15 859.368万元）,受偿区共22个,其中恩施市受偿额最高（7 645.695万元）,各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占其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0.120%~3.861%,具有可操作性。结论 为实现耕地高效持续利用、建立地区政府耕地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提供新视角。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河南省农业生态承载力动态评价

[目的]河南省是农业大国,研究其农业生态承载力可持续性不仅对河南省乃至全国都有重要意义。[方法]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农业领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分析,将河南省农业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用地,分别计算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及畜牧产品人均生态足迹及承载力。[结果]河南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由2007年的1.491hm2/人上升至2016年的2.164hm2/人,增长率45.10%,而人均耕地承载力却未出现同步增长,生态赤字不断加大。(2)2007年河南省草地人均生态足迹为0.101hm2/人,2016年上升至0.132hm2/人,增长率3.1%;而人均草地承载力却出现下降,下降率达26.2%,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3)2007—2016年河南省水域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水域承载力均未有太大变化。相比于耕地、林地和草地,其水域的供求差距最大。降低水域供求矛盾,提高水域及水产品利用效率是关键。(4)在农、林、牧、渔业中,河南省林地的人均生态足迹是唯一呈下降趋势的产业,2007年人均林地生态足迹为0.052hm2/人,2016年下降为0.046hm2/人,下降比率为11.54%;林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也是在4个产业中唯一出现增长的产业,上升比率为27.90%,但仍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结论]2011—2016年河南省农业生态承载力严重不足,耕地保护、草地的确权及保护、提高水域及水产品利用效率、继续退耕还林是关键。     

长江经济带省域农业比较优势分析及协同发展对策

[目的]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的优势条件及限制性因素,以及各省域农业比较优势,为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用实证分析法,采用农业相对比重指标(AG)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CA)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相对比重和比较优势进行深入剖析,并分析了近几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的相对比重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结果]长江经济带整体农业占其经济总量比重较低,农业相对比较优势不明显;各省市的农业比重和相对比较优势差异明显;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农业比重和比较优势波动平缓,甚至有略微下降趋势。[结论]应加强各省域农业部门合作,做好发展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农业布局;利用辐射效应,加强农业发展要素流通;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新业态,建立农业协同发展激励机制。此外,完善和统筹长江经济带区域农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沿江省市农业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必要保障。     

长江经济带水足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脱钩效应

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水足迹的面板数据,运用Tapio脱钩弹性系数模型研究水足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脱钩效应,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水足迹强度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足迹总量在2016年出现拐点后逐年下降,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二者整体上呈现弱脱钩趋势。其中,长江下游省市基本实现强脱钩,中上游省市从弱相关性向强相关转变。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湖北省农业资源开发评估

[目的]农业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维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主导作用。评估湖北省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为今后统筹资源利用和社会经济协调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提出可行性建议。[方法]采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9—2015年湖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容量及生态赤字,分析了该省各土地利用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组分变化和各项农业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的开发状况,对资源开发总体形势展开了评价。[结果] 2009—2013年湖北省人均生态足迹逐年递增,2014和2015年明显降低,但人均生态足迹远高于人均生态容量。能源用地、建筑用地和草地构成了湖北省人均生态足迹的主体,且开发强度呈上升趋势。其中,玉米、小麦、稻谷、蔬菜以及各类畜产品和水产品,部分能源资源的开发强度增强。[结论]湖北省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已超过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严重威胁到生态系统的稳态,土地资源的承载力面临较大压力。全省需要从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类型,合理布局土地利用规划,发展高效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等方面入手,提高农业资源的开发效率,降低人均生态足迹,维持生态容量。保证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生态旅游事业健康发展。     

生态足迹视角下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目的]以生态足迹为视角,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动力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生态足迹计算公式,计算2000~2015年河南省总的生态足迹,并引入4个要素对生态足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从生态足迹的计算来看,可耕地的生产力最大,常用耕地面积每增加0.060 13,则生态足迹则减少1%;农机总动力增长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农机总动力每增加0.211 357,则生态足迹减少1%;城镇化率对于生态足迹的影响是正向的,其消耗也在增加,人口增加0.395 314,则生态足迹增加1%。[结论]耕地、农机总动力是城镇化过程中重要正向影响因素,而生态足迹则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城镇化率的提高而增加。在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生态安全为重,优先保障耕地和基本农田用地、规范土地流转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农业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