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耕地压力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文章以四川省21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基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压力指数模型,对1990～2008年四川省及其21个市(州)的耕地压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压力等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的耕地压力时空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90～1994年耕地压力指数缓慢上升,1995～1999年耕地压力指数持续下降,2000～2008年耕地压力指数波浪式上升;各市(州)间差异显著,除宜宾市和凉山州外,压力指数都在增加;多数市(州)压力等级处于明显区,耕地压力较大;耕地压力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较快、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低的地区。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保障四川省粮食安全。     

安徽省茶叶生产时空集聚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目的]探明茶叶区域格局演变特征,对优化安徽省茶园空间布局意义重大。[方法]文章基于空间分析手段和县域统计信息,定量探究1998—2019年安徽省53个县区茶叶生产格局变迁规律,并对演变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1）安徽省茶园种植区域向皖西、皖南空间集聚不断增强。安徽省茶园种植主要分布在两大热点区域：以歙县、黄山市辖区为核心的皖南地区,以霍山县、岳西县为核心的皖西地区。（2）茶叶生产格局由“单核心”向“双核心+周围小中心”的集聚模式转变。（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安徽省茶园沿NW-NE方向展布,椭圆扁率由1998年的0.46增加至2019年的0.54,椭圆中心逐步向西北方向迁移。[结论]安徽省茶园时空格局集聚及演变的驱动因素趋于多元化。自然资源是区域茶园生产变动的首要因子,政策因素是安徽省茶叶时空集聚的导向性因素,茶叶技术及茶园规模化建设是茶园扩张的推动力,茶叶市场、效益等外部性因子对茶园格局变迁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     

山东省耕地后备资源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揭示耕地后备资源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是进行耕地后备资源合理保护、开发利用的重要基础,但目前对于耕地后备资源变化及驱动因素的研究较为匮乏。[方法]文章以山东省为例,基于2003年和2015年两期耕地后备资源数据库,在分析耕地后备资源时空变化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2003~2015年期间,山东省集中连片耕地后备资源减少了30.81万hm~2,其中可开垦土地减少24.97万hm~2,可复垦土地减少5.84万hm~2。[结论]总人口、文盲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第一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等是山东省耕地后备资源变化的显著性驱动因素,并且总人口和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最大,受教育程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次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对耕地后备资源变化的影响最小。"宏观统筹协调,异地代补"是解决"耕地后备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供需不匹配",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高效合理的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的必经之路。但异地代补的数量比例和质量应严格控制,并注重对补充耕地地区的经济补偿和政策倾斜,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53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Moran′s I指数由0.013 9上升至0.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3)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周梯度扩散;(4)人均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其时空变化,再利用GDP和人均GDP等数据探明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和耦合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人均最小耕地面积公式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利用地理联系率、重心模型等方法拟合了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重心与GDP重心、人均GDP重心演变轨迹,进而测算其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耕地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类型。[结果](1)1978~2014年间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从1.16震荡下降至0.91,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4年GDP达2.942 12万亿元。(2)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与GDP、人均GDP的地理联系率均超过95,三者的重心移动轨迹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明显,耦合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越来越多地级市的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逐渐趋近于1。     

河南省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根据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河南省1978年以来耕地数量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及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对河南省耕地数量时空变化的分析表明:全省耕地数量整体波动较小,总量基本稳定;耕地增减的来源和流向分别以耕地开发和建设占用为主;省内各区域耕地变化有所差异;河南省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表明,人口、经济因素和农业产出能力对耕地数量的变化影响较大,而自然环境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有限。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影响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压力、状态与响应因素的多重并发影响和因果组态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的影响分析和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4—2020年中国耕地“非农化”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单元分别表现出“东多西少”“阶梯递增”“中西扩散”特征。（2)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体现出明显时空异质效应，其中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是普遍性的因素。（3)压力、状态与响应中单因素并不构成影响耕地“非农化”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组态构型的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会发生角色和地位的转换。研究结论：耕地“非农化”受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调控管理政策时需着眼于不同组态路径中压力、状态及响应多重条件的适配关系，加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空间规划管控。     

四川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变化的格局及耦合关系

［目的］以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构建水资源压力评价模型、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对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及耦合效应进行研究,以期为区域水土资源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方法］基于2005、2008、2011、2014年各市（州）4期水土资源的相关数据,运用量化分析法和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及GIS空间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从时间尺度看,水资源经济和技术发展压力逐渐减小,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595和0007减小到2014年的-0178和-0033,人口和生态发展压力逐渐增大,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7314和-203增加到2014年的-6035和-1571,水资源综合压力有明显波动; 从空间尺度看,水资源压力从高到低的区域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川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西北高原区。(2)各市（州）耕地利用效益从时间序列看,川南丘区和川西高原区耕地利用效益相对比较稳定,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区、攀西地区耕地利用效益则变化较大甚至有减小趋势;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土地利用效益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南丘陵区、川西北高原区。(3)通过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水资源综合压力与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水资源人口压力与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在置信度为001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5和0560,呈现出较高的协调演进格局,耦合特征与前文水资源压力和耕地利用效益的分区格局基本一致; 而耕地利用经济、生态效益与水资源经济、生态效益间的相关性则表现为不显著。［结论］研究发现,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区域人口、资源禀赋所存在的差异和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革。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成因与对策

目的 掌握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是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耕地非农化重心转移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究广西近40年来111个县级评价单元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策。结果 （1）广西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517.72万hm²持续减少到2020年的507.68万hm²,连片耕地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2）耕地转为林地是广西耕地非农化的主要模式,占各时段耕地非农化面积的60.00%以上;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明显增多;耕地撂荒现象趋于严重;因石漠化、水土流失等原因灾毁的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耕地转为水域对广西耕地非农化的影响逐渐减弱。（3）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不均衡性不断减弱,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总体趋势向东。耕地非农化重心先向西南转移192.72km、再向东北转移198.88 km,最终在广西中东部地区趋于平稳。（4）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分布格局由空间离散转为空间集聚,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强烈;耕地非农化的连片带动作用逐渐增强。结论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面积持续上升,大量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等地类,耕地非农化重心向东部转移并有连片带动效应。应严格限制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提高农民耕地保护动力,遏制耕地撂荒,同时加强耕地治理,严防耕地灾毁,提高桂东南地区耕地保护力度。     

张家口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可为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张家口市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1985—2014年张家口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1985—2014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土地利用总功能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5—2000年土地利用总功能在波动中减弱,土地利用功能以生态功能为主导;2000—2014年土地利用总功能在波动中增强,土地利用主导功能由生态功能向经济、社会功能转变。(2)土地利用社会功能缓慢增强,经济功能在波动中增强,生态功能显著减弱并处于明显的波动状态。(3)空间承载、就业支撑、生态维持功能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农业生产、牧业生产、经济发展功能在波动中增强,交通服务功能先缓慢提升后快速提升,资源供给功能逐渐减弱,环境净化功能显著减弱并处于明显的波动状态。(4)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由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向环境、政策因素扩展。[结论]基于可持续发展三维度理念构建的指标体系适用于张家口市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评价,灰色关联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近20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分析与区划

[目的]应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通过计算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时间变化规律及成因。[方法]文章通过耕地承压类型区的划分,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空间变化规律、成因及区域特点。[结果](1)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在保持粮食自给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98—2018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呈明显上升趋势;(2)根据福建省各县(市、区)耕地压力指数划分耕地承压类型区,共分4个类型区,即:耕地高承压区,耕地较高承压区,耕地较低承压区和耕地低承压区;(3)福建省耕地承压空间差异显著,闽西北山区低于闽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高承压区和耕地较高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和靠近闽东南沿海地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大于1,耕地承压明显;耕地低承压区和耕地较低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西北山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小于1,耕地承压不明显。[结论]福建省耕地压力大且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     

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 研究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拟为提高该区域耕地利用效率、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以及促进耕地生态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利用能值分析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1988—2019年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讨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区域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 （1）1988—2019年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总集约度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劳动集约度的变化呈下降趋势,资本集约度的变化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资本集约度中,属于省工性投入的农业机械集约度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属于增产性投入的农药、化肥、农膜集约度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2）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上“西、南部高,东北部低”。（3）复种指数、人口非农化比重和耕地资源禀赋对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独立影响程度最大,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远大于单一影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结论 应注重农药、化肥、农膜的生态效应,加快土地流转,全面推广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同时,要抓住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契机,充分发挥经济和农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全面提高黄河三角洲耕地利用集约度,缩小区域差异。     

淮海经济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通过查找城镇化率数据及构建驱动力指标体系,试图分析淮海经济区城镇化时空格局并辨识其驱动力。[方法]基于淮海经济区各市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化率,利用变异系数法监测2005~2015年淮海经济区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GIS-Logistic耦合回归模型识别主要驱动力,以获取淮海经济区近10年来城镇化发展健康情况。[结果]淮海经济区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呈上升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城镇化率由中心城市向周边辐射型增长,表明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强。同时,不同时期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有所不同,2005年,主要驱动力为人均GDP、人口密度、距中心城市距离;2010年,人均GDP被非农人口比重代替;2015年,主要驱动力变为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淮海经济区城镇化水平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发展趋势,且在不同城镇化发展时期主要动力有所不同,中高城镇化率地区分布已从零星式的点状分布发展为连片式的条带状分布,发展形势良好。[结论]2005~2015年淮海经济区城镇化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可通过提高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化、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性建设、吸引国内外资本等方式提高淮海经济区的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