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乡村发展水平时空变化及其主导因素分析

[目的]不同区域的乡村因自然禀赋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呈现出异构的变化脉络和发展态势。掌握其影响因素及时空变化情况,有益于探寻因地制宜的乡村发展对策。[方法]文章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表征乡村发展水平,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模型解析影响县域乡村发展要素的主导因素,分析其时序变化和影响区域分布。[结果]（1）陕西省乡村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该特征随时间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各要素影响力排序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靠前5个因素保持一致;（3）目前乡村发展尚未克服地形因素的阻碍,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能继续影响乡村的发展,县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乡村发展差异的主要矛盾;（4）不同地区所受的主导要素不同。[结论]加强县区自身经济发展、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发挥乡村的能动作用并努力提升乡村劳动力质量水平,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陕西省各区域乡村发展限制条件有所差异,陕北地区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的发展,加大教育投资或许是其发展之路;关中地区地区经济总体较好,应当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陕南地区利用其生物与旅游资源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促进乡村发展。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驱动力分析

[目的]为了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导向,研究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驱动因子,为青岛市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技术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特征值和贡献率分析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主要因素。[结果]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可以代表绝大部分信息,第一主成分与X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乡村人口)、X4(农业产值)、X6(农村恩格尔系数)、X7(工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二主成分与X3(农用机械总动力)、X5(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结论]经济发展因素和农业人口因素是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主要驱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重点整治农村污染和公共卫生,加强村容村貌整治,促进青岛市美丽乡村的全面建设。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吉林省农村金融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吉林省农村金融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探究农村金融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通过St at a进行检验，最终选择运用SAR模型对吉林省农村金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的农村各地区财政支出、各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对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其中吉林省农村各地区财政支出、各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影响较大。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为例

[目的]厘清乡村地域环境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间的异质性关系对因地制宜制定乡村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洪泽湖和高邮湖农区全体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村际分异,定量分析乡村地域环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结果]（1）研究区域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并存特征,热点集聚于县域门户地区呈团块状、冷点分布于灌溉干渠两侧呈条带状。（2） MGWR结果显示,17个因子中,10个因子的带宽较大,为全局驱动因子;其余7个为局部驱动因子。（3）全局驱动因子中影响力较强的依次为至市区便捷度、高层次就医机会、与河湖的距离;局部驱动因子均具备双向驱动效应,自然村平均规模的驱动力异质性及强度在17个因子中最大,规模上工业总产值、至幼儿园便捷度、抚养比等因子也处于较高水平。[结论]应完善乡村普惠性设施,因村制宜解决地域性顽疾,科学进行村镇规划布局。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优化策略

[目的]评估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布和区域关联性,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协同优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构建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同时结合ArcGIS软件和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综合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区域空间相关性。[结果]（1） 2010—2020年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综综合指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照变化趋势可以分为2010—2013年缓慢发展期、2013—2018年快速增长期、2018—2020年稳定增长期3个发展阶段;各年份不同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差异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2）区域层面来看,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以陕北平均值最低为0.469,陕南和关中较接近,分别为0.542和0.534;相对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各区域人居环境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差异最显著;地级市中,西安市综合评价指数最高,安康市和汉中市次之,渭南市和延安市最低。（3）乡村人居环境体系各子系统在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各具优劣势。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存在空间聚类现象,表现为明显的高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各地区子系统人居环境水平差距较大,热点和冷...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2010—2018年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并检验了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空间依赖性和溢出效应呈正相关。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土地城镇化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乡村振兴视角下西藏农村富裕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西藏农村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对西藏农村富裕程度的具体促进效果,基于西藏1990—2019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以乡村从业人员、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农村平均每人自有住房面积、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以及恩格尔系数为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西藏农村富裕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增加农村从业人员、农村平均每人自有住房面积及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有助于提升农村富裕程度。从模型结果出发,提出提升西藏农村富裕程度的建议。     

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及其与乡村振兴关系研究

[目的]探究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分析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对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指导意义。[方法]文章利用GIS技术定量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分布模型探究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利用地理联系率探析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资源分布的配合度。采用回归模型从整体上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结果]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具有4种类型,农事体验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43.46%,乡村文化类所占比重最低为2.30%。乡村旅游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4种乡村旅游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都呈现集中分布, 4种类型的景点与人口和经济的配合度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县级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均衡关系。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除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外,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仅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低度相关性,不同经济区相关系数差异较大。[结论]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既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表明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拓展乡村旅游类型,提高乡村文化类景点的数量和比重,促进重庆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不同经济区乡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基于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青海省乡村振兴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我国发展趋势和应对我国发展难题所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乃至全球“三农”发展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对青海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进行测度,找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以期为青海农村全面发展提供决策思路,也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五大振兴”维度,构建了3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青海省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运用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测评,找出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理想状态整体拟合程度;并用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分析,找到制约农村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 （1）青海省乡村振兴灰色关联贴进度为0.425,处于中级阶段;各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各准则指标的灰色关联贴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2）乡村振兴主要障碍因子有：规模农业经营户比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转草场面积比重、通天然气村比重、有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比重、农民参加农民合作社和劳动力转移户数比重。结论 青海省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较好,但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从建立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集群、改善农牧区就业环境和强化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入手,从根本上完善乡村的全面振兴。     

城乡融合视角下河南省乡村地域功能评价及振兴路径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在深入了解我国城乡发展规律与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探析符合时代要求的乡村振兴路径对于突出乡村地域功能特色,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从乡村地域功能的角度探析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通过对研究区域的乡村地域功能进行评价,通过分析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目标对振兴路径进行分析。[结果]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河南省乡村地域功能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生产发展功能指数其生产发展功能指数主要介于0.035～0.265,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豫南的南阳、驻马店、信阳,中值区集中在豫东北,低值区集中在豫中城市群。生活功能指数主要介于0.015～0.205,低于生产功能指数,呈现出地带性分布特征,生态功能指数介于0.025～0.019,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较丰富的伏牛山区。总体功能指数介于0.105～0.645,豫西大于豫东,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结论]城乡融合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就是补齐乡村的不足与短板,发挥城乡融合优势,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来看,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结合当前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阶段性要求,乡村振兴路径探索应基于对乡村地域功能格局与演变规律的科学认知,立足于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及地方发展基础,遵循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区推进的指导原则。围绕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体系,总结和梳理不同功能类型的乡村地域空间存在的功能缺陷,分析资源整合方式,促进乡村重构。     

河北省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空间差异研究

目的 对2010—2020年河北省及其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并针对区域差异展开解析,以期为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河北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均权法、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对河北省及其区域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同时选取变异系数和锡尔指数对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结果 （1）河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子系统均呈现稳步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两子系统水平偏低,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水平相对较高,变化趋势以生态宜居增长最快,生活富裕增长缓慢,产业兴旺波动性较大。（2）河北省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和变化趋势差异较大。邯郸和唐山发展水平最高,沧州和承德相对较低,邯郸、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和承德5市水平提升较快,衡水变化最小,其他地区提升速度相对缓慢。（3）冀东、冀南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异性较小,冀中、冀北区域差异相对较大,冀北和四大区域间差异是造成全省差异性的主要原因。结论 河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但增幅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中心城市规模小,乡村之间、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成本高,难以对乡村造成有效辐射,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诸多乡村振兴的短板依然存在。未来应继续加强推进缩小区域间差异,尤其是冀北和冀中地区内部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严重。     

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与路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做出的战略抉择。以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实施乡村振兴中的目标、重点、实现路径等,有助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法］文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标、重点及战略路径。［结果］四川省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差距较大,主要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多层次人才匮乏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等。［结论］明确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要以涉农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文明乡风基本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生活富足为目标,以衰退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以村庄整治和宜居乡村建设为突破口,以贫困人口同步小康为关键,以激活土地要素为措施,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通过“融合”“绿色”“善治”“人文”“差异”和“激活”六大战略路径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改进TOPSIS法的乡村振兴评价及地区比较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难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治本之策。而实现乡村振兴,农村繁荣,首先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对昆明市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纵向与云南省和全国进行比较,通过科学测度和比较,充分了解当前各个目标任务的实现程度及差距,以便为指导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提供依据。[方法]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选取22个细化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TOPSIS法对昆明市、云南省和国家2016―2022年(共6年,无2021年预测值)的乡村振兴程度进行定量测度和比较。[结果]从综合贴近度来看,昆明市各年的综合贴近度均高于云南省和全国;根据平均增长法测度的云南省综合贴近度高于全国,但现实情况是云南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当前云南省还应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否则可能实现不了2022年的目标。[结论]昆明市乡村振兴发展态势较好,部分二级指标贴近度的现实值超过了目标值,但要进入全国前列还需努力;云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滞后,需加快推进力度以带动昆明市的进一步发展。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识别及评价研究

目的 通过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以期为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 在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中,休闲农业产值对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度最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其他驱动因子的影响最大,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额、文化产业支出比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休闲农业产值、环保资金投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然气普及率、乡镇卫生院个数共9个因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因子。结论 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乡村就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易受到其他因子影响,充分掌握重要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济宁市乡村振兴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正确协调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因子,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是促进济宁市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因素是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因素,加快补齐济宁市农村民生短板是其乡村发展的关键。     

基于SOM的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分区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

目的 构建乡村振兴基础条件综合评价体系,明确不同分区乡村振兴的优势条件和不足条件,分类提出乡村振兴的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及科学性等原则选择乡村主体、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等5个评价指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综合评价法计算2018年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综合得分,采用自组织映射法（SOM）以乡（镇）为单元进行分区,并根据不同评价因子得分明确各区发展基础的优势与短板。结果 （1）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有较大的差异性,综合条件较高和较差乡（镇）占比较少,基础条件一般的乡（镇）数量占比最大,各乡（镇）各评价指标具有较大的空间分异性;（2）天水市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可以分为4个区,综合得分分别为0.009 4、0.007 7、0.006 2和0.004 6,4个分区结果的优势条件分别是产业基础、资源禀赋、资源禀赋、乡村主体,而其不足条件分别是资源禀赋、乡村主体、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结论 天水市各乡（镇）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依托优并发挥优势条件,补齐短板,因地制宜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