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外部性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宏观、微观证据

企业间的生产活动并非彼此孤立地存在于市场,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集聚外部性对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生产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对相关产业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区统计数据,估计城市间经济联系、城市内企业组织方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空间关联—组织形态—企业生产选择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生产率随城市市场规模递增,但同一产业集聚政策可能对城市—企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     

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外部性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宏观、微观证据 /章简

企业间的生产活动并非彼此孤立地存在于市场,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集聚外部性对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生产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对相关产业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区统计数据,估计城市间经济联系、城市内企业组织方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空间关联一组织形态一企业生产选择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生产率随城市市场规模递增,但同一产业集聚政策可能对城市一企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     

京津冀城市群综合集聚效益均衡研究

依据集聚经济相关理论与研究,可以模拟出城市群整体集聚效益及该城市体系中各城市的产业部门集聚弹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城市群经济学视角的均衡模型。针对中心城市过度集聚问题,应当通过配置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部门人口以实现城市群整体集聚效益的提升。     

黄河流域城市群金融集聚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及生态屏障。本文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重大战略为背景,选取2005-2018年该流域内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该流域内城市群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显著抑制;分城市群看,流域内城市群的传统能源产业结构占比普遍较重,金融集聚规模效应对碳排放抑制并非普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的技术效应在能源利用率提升的城市群发挥作用。本文提出了优化布局金融产业、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促进黄河全流域一体化发展与流域内差异化发展的建议。     

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2003—2019年山东省16城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胶东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显著,而鲁南经济圈不显著;不同城市规模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均显著为正,Ⅰ型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最大;生产性服务多数行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仅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显著。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从制造业整体来看,专业化(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多样化(Jacobs外部性)和产业内竞争(Porter外部性)有利于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从分技术层面来看,低技术行业创新更多受益于MAR外部性,中高技术行业创新更多受益于Jacobs外部性。从分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能从多样化集聚中获得更多创新收益,大中型企业能从专业化集聚中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从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新生和年轻企业创新更多受益于Jacobs外部性,成熟企业创新更多受益于MAR外部性。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城市间高铁开通影响了产业集聚态势吗?——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例

基于2003-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及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城市间高铁开通对区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间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态势,推动了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均衡布局.动态效应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性在高铁开通数年后由负转正.异质性检验显示: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港口城市及大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呈负向作用,具体来看对中原、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抑制作用明显;城市间高铁开通对低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以扩散效应为主,对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对中等集聚水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扩散效应最为强烈,对集聚程度较高或较低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扩散效应较弱.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资本转移效应"与"劳动力流动成本降低效应"是高铁开通抑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中介路径,而"知识流动效应"抵消了高铁开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部分抑制作用.     

地理和政策视角下的动态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基于中国省级行业面板数据

动态外部性根据强调因素的不同,可分为专业化外部性,多样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利用我国2005—2009年相关数据,检验了不同地理和政策因素下集聚经济的动态外部性来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和政策因素下集聚经济来源是不同的;各种动态外部性与产业产出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关系;相同地理因素下,地方保护力弱的产业更容易从竞争外部性中受益;地方保护力强、对外依存度低的产业更容易于从专业化外部性中受益;多样化外部性几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