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融合发展业态的乡村产业潜力分析

目的 产业融合是新时期农村农业发展的载体,通过对乡村产业融合的路径探索,构建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对融合发展业态下的哈尔滨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计算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分析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探究其系统指标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影响。结果 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程度在逐渐加深,尤其在2014—2017年,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乡村产业融合逐渐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休闲农业产值、农业合作社、特色农业种植面积、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在提升哈尔滨农业整体效益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贡献率主要来自于农业多功能型拓展。结论 （1）哈尔滨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且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但从贡献率来看,加强农业产业链延伸是现阶段促进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2）协调城乡发展关系,降低乡村产业生产成本,使农民真正从农业产业链中获益是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的关键。（3）哈尔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业多功能型拓展发展相对较好,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有较大发展潜力。（4）哈尔滨市在农业产业价值提升上应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要求,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有效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效率。     

基于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青海省乡村振兴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我国发展趋势和应对我国发展难题所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乃至全球“三农”发展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对青海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进行测度,找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以期为青海农村全面发展提供决策思路,也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五大振兴”维度,构建了3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青海省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运用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测评,找出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理想状态整体拟合程度;并用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分析,找到制约农村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 （1）青海省乡村振兴灰色关联贴进度为0.425,处于中级阶段;各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各准则指标的灰色关联贴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2）乡村振兴主要障碍因子有：规模农业经营户比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转草场面积比重、通天然气村比重、有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比重、农民参加农民合作社和劳动力转移户数比重。结论 青海省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较好,但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从建立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集群、改善农牧区就业环境和强化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入手,从根本上完善乡村的全面振兴。     

上海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 休闲农业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业转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归纳上海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为上海市休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 文章基于政府访谈与企业走访,结合对休闲农业企业的抽样调查,分析了上海市发展休闲农业的主要措施、现存问题、原因与解决思路。结果 上海市主要采取了出台基础政策、以项目为载体进行资金补贴、休闲农业示范点建设3种方式推动休闲农业发展。在农业种养、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与休闲服务提供3个环节仍面临着“三品一标”农产品有限、加工农产品开发不足、生鲜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休闲服务提供同质化较高等瓶颈。结论 上海市休闲农业发展问题的成因包括：规划布局不够完善,科技融入不够充分,配套政策不够丰富,管理冲突有待协调,人才导入函需增强,资金扶持不够均衡。上海市休闲农业的未来发展,需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因地制宜确立规划布局,利用科技优势打造产业精品,逐步完善休闲农业配套政策体系,建立政策制定多方协调机制,加强人才合作与导入,丰富并平衡资金扶持体系。     

青岛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驱动机制探究

目的 以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将为青岛市美丽乡村建设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查阅法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和协调度指数对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驱动力分析是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子探测器模型和交互探测器模型对主成分中的指标进行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2001—2017年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0.121增加到0.854;评价体系的协调度整体呈增加趋势,但存在倒“U”型的周期波动。驱动力探测结果表明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绿地面积和非生产性投资等是主要驱动因子。结论 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变化与政策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关系,在政策的导向下,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武汉市农业多功能分类量化评价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 通过探索武汉市农业多功能性价值,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阶段性规划,综合评价其农业多功能拓展的现状及其多元价值的实现路径。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系统发展指数,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和休闲旅游4个维度进行综合定量评价。结果 武汉市农业多功能拓展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在2010—2017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表明武汉市农业多功能系统的整体效益在逐步提高,产业融合程度在不断加深,其中,经济功能对武汉市农业多功能系统贡献是最大,其次为社会功能和休闲旅游功能,而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弱。结论 武汉市通过发挥农业区域比较优势,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武汉市农业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服务功能、休闲旅游功能整体处于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阶段,但应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来促使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特征来看,武汉市不同区域农业的主导功能存在差异,各区因地制宜的农业多功能发展促进了武汉市农业多功能系统的协调发展;武汉市围绕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从功能定位来看,各区在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条件基础上发展多功能农业,体现出完善的农业功能布局。     

福建省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休闲乡村的发展是推进休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并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有效途径。目前学界在省域层面检验休闲乡村示范点分布及成因的研究较少。分析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格局并探索其影响因素,验证示范点选址合理性的同时揭示空间分布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福建省休闲乡村发展的优化路径与建议,为休闲乡村的深入推进与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方法 文章在利用ArcGIS10.7的基础上,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值等参数,从空间分布形态、区域分布差异、空间分布密度三方面对2014—2020年福建省142个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并运用Moran''s I 指数、地理联系率与缓冲区分析等指标和方法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1）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分布呈集聚性和不均衡性特征。（2）示范点在不同设区市和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存在差异。在福建9个设区市中,逾55%的示范点集中分布在福州、泉州、三明、宁德4市。在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理区域内,闽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闽东地区次之,闽中地区最少。（3）示范点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形成厦门北部1个高密度中心,厦门西南部——漳州东北部1个次高密度中心。（4）示范点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双重影响。地形地貌是自然因素核心要素,人文因素关键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规模。结论 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能够立足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休闲乡村建设应立足自身条件,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着重考量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往建设最适宜区去选址与布局;进一步说,福建省及同类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应立足自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依托当地农业发展基础,抓住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发挥各地区位优势和示范区溢出效应,从而推动休闲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子识别与绩效评价

目的 识别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分析。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从市场因素、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绿色生产效益等五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进行定性识别与评价,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结果进行定量评估。结果 （1）驱动因子中心度排序为：经营主体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生产效益＞生产技术＞市场因素,其中指标层前十排序依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绿色生产能力、销售服务体系、技术服务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绿色生产意识、金融服务体系、产业融合水平、经营主体收入水平、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化;指标层原因度大于0的因子有13个,前三排序依次为农产品加工贮藏技术、绿色消费意愿、技术服务体系,小于0的因子有12个,后三排序依次为绿色生产意识、经营主体收入水平、生产施肥技术。（2）市场需求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益的最大隶属度为良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的最大隶属度为中等。结论 当前,浙江省农业绿色当前主导因素为经营主体能力,其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绿色生产效益,贡献率相对较低,而生产技术和市场因素则偏重于被影响的结果因素方面。因此应切实发挥好新型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和能力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应合理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小农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对沿海休闲渔业进行空间布局分析,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资源禀赋,促进休闲渔业发展,优化休闲渔业的空间规划。方法 文章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8 552个休闲渔业经营单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Thiessen多边形、核密度估计法、地理探测器,多维度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空间分布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 （1）我国沿海11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整体上呈现集聚型的分布形态,有显著的“两环一带”密度分布特征;旅客周转量、等级公路密度、与主城区的平均距离对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最强。（2）休闲渔业与交通干线、景区酒店均有良好的空间耦合关系。（3）随着与市中心的距离递增,休闲渔业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规律,并在距离市中心50km处形成了休闲渔业环城游憩带;所有影响因子在进行交互后均产生了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作用。结论 在影响因素中,休闲渔业与主城区的距离、旅客周转量、旅行社接待人次数是主导因素;5A景区数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驱动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公路密度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热点事件是调节因素,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休闲渔业的空间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目的 通过系统论、分工深化等理论引导生态农业产业化,探索生产性服务在生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形成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生态效益最大化。方法 文章在梳理生态农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基于交叉学科视角理清生态农业与乡村振兴、生产性服务等概念内涵及相互关系,并以江西林下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为例,探索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及三产融合实现方式。结果 （1）生态农业产业化需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相结合,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展林下经济、复合经营等多种生态模式;（2）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注重生产性组织培育和支持;（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践行生态农业认证机制和生态农业绿色清单制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探索和江西现实依据。结论 生态农业产业化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选择,而生产性服务则是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驱动力分析

[目的]为了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导向,研究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驱动因子,为青岛市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技术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特征值和贡献率分析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主要因素。[结果]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可以代表绝大部分信息,第一主成分与X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乡村人口)、X4(农业产值)、X6(农村恩格尔系数)、X7(工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二主成分与X3(农用机械总动力)、X5(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结论]经济发展因素和农业人口因素是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主要驱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重点整治农村污染和公共卫生,加强村容村貌整治,促进青岛市美丽乡村的全面建设。     

我国乡村发展驱动因素与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通过构建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指标体系,从生产、生活、生态、人才和社会5个层面,分析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分析。[方法]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发展驱动指标进行权重测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主要驱动因素进行解释,最后通过综合指数法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差异展开分析。[结果]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排名为:生产生活生态人才社会.。结合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农业院校、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土流失治理率、财政涉农贷款余额5个因素,对农业GDP增量的解释度为89.82%。并且由弹性值可知,以上5个因素每增加1%,会分别为农业GDP产值带来23.576%、10.352%、5.675%、-0.964%、2.393%的增量。除了水土流失治理率外,其他4个因素均可独立地显著影响农业GDP值。区域差异分析得: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青海乡村发展水平略高,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湖北、海南、西藏、新疆次之,其他地区偏低。[结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影响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农业企业规模和农业人才培养是农业GDP增长的重要发力点。区域发展差异大,各因素对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贡献不同;区域优势引领产业发展与合理分配资金和人才资源,是缩短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     

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文章从乡村规划的角度出发,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为指导,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寻乡村规划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湖南省乡村阶段性规划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DEMATE方法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进行定性识别,并利用熵权法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系统进行定量评价。[结果](1)城镇化率对乡村规划的影响度最大,其在所有因素中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农业财政支出、规模农业经营。(2)结合中心度与原因度的分析对湖南省乡村规划重要影响因子进行识别,其中,城镇化率、农业财政支出、规模农业经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共5个因素为湖南省乡村规划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1)经济因素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乡村规划的主导因素,以休闲农业产值、规模农业经营和农业财政支出构成乡村规划实施的关键因素,提升经济效益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休闲农业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受农业生产方式、城乡资源分配和产业融合的影响较大,充分掌握重要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湖南省乡村规划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3)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是湖南省乡村规划实施的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湖南省科技兴农、特色强农、质量强农、开放强农建设成为其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乡村规划实施的关键。     

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分析

［目的］通过对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中影响驱动力各项因素的评价和分析,以期对河南省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以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为目标,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政策因素、区位因素、发展因素和社会因素4个部分组成评价准则层,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指标选取,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其驱动力。［结果］在准则层中,4个部分的权重分布情况为政策因素（0409 0）＞区位因素（0290 2）＞发展因素（0162 2）＞社会因素（0138 6）,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休闲体验需求（0416 2）、乡村振兴战略（0375 4）、产业融合趋势（0368 2）和地区资源特色（0368 1）。［结论］休闲体验需求、乡村振兴战略、产业融合趋势和地区资源特色是目前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是由政策因素、区位因素、发展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系统,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对休闲农业的整体规划起到指导作用,区位因素决定了地区间农业资源特色和客源市场的不同以及客源与目的地之间的交通距离,且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环境的改善促使地区间特色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科技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经营管理完善和休闲体验需求多样化等社会因素,由此形成河南省休闲农业转型升级驱动力系统。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21世纪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

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重要基石,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和减贫经验总结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及内生机制。结果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密度、河道密度和铁路密度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1.424、0.03和0.05个单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和每公顷塑料薄膜用量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0.122、0.212和0.011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每千人播种面积,农村人均教育水平和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也发挥着积极的减贫作用。由减贫机制可知,农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和增加农业产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和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结论 应尽快完善农田田间道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村减贫。     

新型城镇化能否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从经济基础、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和城乡融合等4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基于2001—2021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对我国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 （1）样本期间,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长趋势。（2）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3）新型城镇化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以及不同粮食功能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结论 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要想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必须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扶持力度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     

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从空间角度分析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深入探讨其驱动力,全面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以郑州市为例,通过洛伦兹曲线、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和基尼系数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而选取24个驱动力指标,通过计算相关性系数对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1)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惠济区、登封市、二七区等市区;(2)但各市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的最邻近指数大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均匀型,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凝聚型;(3)郑州市各区的地理联系率均在94%以上,基尼系数均小于0300,说明郑州市整体上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均衡。(4)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24个驱动力指标均正向相关,其中乡村特有的景观、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村的数量、农民人均收入、民宿、停车场数量、道路标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互联网覆盖率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P<005）。［结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受多个驱动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调控驱动力系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休闲农业消费者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234名市民的线上调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休闲农业消费者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停留时长是影响休闲农业消费者消费水平的首要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个人年均旅游消费支出以及停留时长均与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游览次数与消费水平呈负相关。基于研究结果,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