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依然未走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要实现集约型增长就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完善: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行为;二是改进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意识;三是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四是完善政绩考核制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建立政绩考核制度;五是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六是必须要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根本保障。     

人的经济价值、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之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本文试图引入人的经济价值这一概念来解释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作用机制,即在说明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人的经济价值、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稳定联系。     

人的经济价值、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之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更有利于解释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而有些国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本文试图引入人的经济价值这一概念来解释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作用机制,即在说明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人的经济价值、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稳定联系.     

制度与经济增长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而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既定的假设条件,使经济增长理论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而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政府治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现实中,作为控制财政资源的政府及其官员能否根据所辖居民的需求偏好来配置财政支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文章根据对Devaranjia(1996)和邹恒甫(1998)的模型拓展,论证了公共支出结构是由政府治理质量内生决定的观点,而且发现政府治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因此,为了提高政府治理质量,真正实现公共财政,一方面要构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使其真正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必须更加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     

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资源、技术、制度三类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从静态的角度，资源的数量取决于技术水平：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潜在最大产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潜在量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从动态的角度，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两种手段，不存在谁一定决定谁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     

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资源、技术、制度三类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承认.从静态的角度,资源的数量取决于技术水平;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潜在最大产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潜在量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从动态的角度,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解决人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两种手段,不存在谁一定决定谁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

经济增长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更不可能明确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定位及经济管调方式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经济增长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鞭策市场微观经济主体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经济增长的源泉:资源禀赋、技术还是制度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的探索，经济学界从来没有放松过。从传统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从斯密到索洛，再到诺斯，分别论述了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根据三种理论的系统梳理，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是资源禀赋、技术创新和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某种单方面的因素。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改革前后的地方政府竞争在竞争的形式、内容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改革之前也有分权,但是只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分权才真正产生了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而竞争的行为。这也充分证明了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地位。     

论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

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安排决定投入要素的数量、结构和配置效率，因而决定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一般是一种新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相对较低的旧的制度安排，因而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维持并强化了低效率的初始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应当关注、减少直至消除路径依赖。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00年～ 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5个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并实证研究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差的格局;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双刃剑”效用,且制度质量是影响其双面效用的关键因素.即当制度“高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当制度“低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     

西部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是以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分析得出西部经济增长与增长模型的悖论，认为西部经济增长应引入制度因素，重点分析在西部地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     

影响港澳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探究

澳门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地制度及其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本文从产权制度、政府的权威及其法制状况三方面 ,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 ,要实现澳门经济的有效增长 ,必须尽快实施制度创新。     

政府债务、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

构建一个包含三部门的ＤＳＧＥ模型,对政府债务扩张是否挤出私人投资以及是否有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财政政策工具细化为六项：政府消费支出、政府生产性投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收的三种扭曲性比例税。研究发现：对政府债务膨胀是否挤出私人投资的问题不应该笼统地看待,而在短期看来政府债务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正向的。另外,和刺激消费需求相比,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政府投资相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强,税收融资优于债务融资。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确认识政府债务扩张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对进行中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从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进行制度分析,说明要缩小省区经济增长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致力于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