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野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本文运用全国、城乡、区域不同层面的收入分配数据,测算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趋势变化及结构性来源,总结并预判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最后提出了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整体上还没有出现趋势性缩小,省际和省内农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日益突出,脱贫人口等边缘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等,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会随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五类新问题已然显现,一是农村各类常住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收入差距拉大并传导至农村;三是重大改革进程有别导致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四是新冠疫情引发行业和群体层面的收入差距;五是自然灾害拉大农业与非农、南方与北方收入差距。应继续提高农村边缘群体收入水平,同步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农户和本地公职人员、入乡人员的收入差距,积极防范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引发的收入分化风险。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门槛效应——基于地区差异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在城镇化视角下,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构建门槛面板模型,采用1997~2015年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视角下,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中级阶段,社会保障支出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城镇化水平高级阶段,社会保障支出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地区看,东中西部社会保障支出既存在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又存在地区差异。基于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社会保障各项目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不同的门槛效应。此外,人力资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负向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全球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空间差异演化与要素分析

重新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DI),应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1990—2014年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演化及其机制进行研究发现:(1)1990—2014年,全球人类发展水平整体得到明显提升,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全球七大区域间的HDI差异是全球人类发展水平非均衡的主要特征,但其对总体空间差异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而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区域间与区域内的人类发展水平差异整体趋于均衡。(2)全球七大区域内部HDI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非洲与大洋洲区域内国家间的HDI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而北美洲、欧洲(除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区域内部的HDI差距较小且比较接近,东欧区域内部的HDI差距最小。(3)全球各国之间的教育指数差距最大,收入指数差距次之,健康指数差距最小。健康指数得分最高,教育指数增速最快。教育指数的不平衡是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但教育进步对HDI空间差距缩小的贡献率最高。(4)全球HDI空间差异演化主要由集中效应引起,即全球HDI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健康、教育与收入指数自身的非均衡性。集中效应促进了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缩小,结构效应则扩大了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的鸿沟。     

地区收入结构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基于2000--2009年数据的考察

基于2000-2009年全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依据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两种方法测度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程度,结果显示2000-2006年差距略微上升,但2006-2009年逐年下降,发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以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代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并不必然牺牲经济的发展速度。通过基尼系数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收入结构差距,揭示了工资性收入是总差距的决定因素,但其对总差距的贡献度在不断降低;转移性收入对总差距的贡献程度也在降低,二者对缩小总差距有积极作用。通过泰尔指数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差距,发现区域间差距是构成总差距主体,但是从时间序列看,区域内对总差距的影响程度逐步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省际城镇居民收入的差异对区域内差距影响最大。     

FDI、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文章采用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就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会进一步拉大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各省份FDI对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FDI会拉大区域内发展差距。三大区域内部各相邻省份之间的FDI空间溢出效果并不显著,在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建议制定差异化的FDI区域引资政策,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FDI空间溢出效应。     

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基于泰尔指数

将重庆市划分为都市圈、渝西地区和库区生态区三大经济区域,分析了2000—2009年重庆市三大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绝对差异和泰尔指数,将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来评价重庆市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现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在逐年扩大,区域间差距比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速度更快。提出建议:对经济差异的调控应以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为重点,同时加强各区域经济中心的建设,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对周围各区县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等。     

R&D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SFA经验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和面板数据,就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R&D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R&D投入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地效应;②随着R&D投入逐年递增,三大经济区的R&D技术效率水平整体上都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③三个不同经济区之间内部存在较大差异,但这种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区域经济也在向着均衡化方向发展。     

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将山东省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分析了1995-2011年山东省三大区域经济的三大产业、GDP以及泰尔指数,将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来评价山东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现状。结果显示：山东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差异在逐年扩大后趋于平稳,区域间差距比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速度更快是造成区域差异大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对经济差异的调控应以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为重点;同时,加强各区域经济中心的建设,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对周围各区县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等。     

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看我国的人口流动

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大规模跨省区的人口流动.尽管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但当前引起我国区域间人口流动的主因素乃是经济因素,经济利益是激发人口流动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地区间、城乡间差距拉大,使得人口迅速以较大规模由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因此,要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关系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全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制造业逆势上扬的必然要求,而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的践行。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构建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利用变差系数和泰尔指数考察两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内地31个省级区域工匠精神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两者协调发展关系明显,但与实现良好协调发展尚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协调程度最高;四大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变化虽然相对较大,但呈缩小趋势;省域协调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协调差异缩小程度大于区域内缩小程度,区域内贡献率远高于区域间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