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区域不均、城乡不均、群体不均的特点时,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从这一群体的需求出发,依靠一套完善的需求表达机制,让他们的需求偏好能够有效地输入政治系统,影响公共服务决策。     

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是指农业人口转向农业内部（如种植业转向养殖业）和非农业领域就业。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和政策性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他们的就业方式有受雇佣形式的就业和自雇佣形式的就业;可以从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文献综述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包含供给主体与政府责任的探讨、政策与制度的演变及障碍分析、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等方面,但就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特殊性等问题,没有做专门的回应。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文章主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精神,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保障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要抓手。通过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出台的系列文件规划,文章认为,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总体部署主要包括,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为目标,切实保护农业转移人口的"三权"。同时,文章认为当前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亟待解决子女入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四大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保障。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无差异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全面参与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过程。目前国内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但我国实际是城镇化发展速度、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僵局,导致农民工没能顺利地转移成为市民。在以往和现行政策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在制度、人口素质、成本分担这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生命历程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决策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的劳动力非农劳动退出模型,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回流特征的五个假设。基于事件史和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农业转移人口回流的主要特征：随年龄变化农业转移人口回流概率呈现非线性变化趋势,16-25岁群体回流风险较低,而26-35岁、46-60岁群体回流风险较高;将回流划分为暂时性回流和长期回流两种模式后发现,46-60岁主要以长期回流为主,暂时性回流主要集中在26-35岁和36-45岁阶段;已婚群体更容易暂时回流,家庭孩子数量越多、家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劳动力暂时性回流和长期回流的比例均较高。     

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现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关系到广大农民能否从本质上转变为市民,直接影响到河南省城镇化建设进程。社会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河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普遍存在参保率低,各类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差别较大,不同年龄、行业和收入水平对农业转移人口参保有较大影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讨了其产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人口转移流动问题研究

<正> 一、人口转移流动的含义和特征 人口转移流动问题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转移流动呈不断加剧态势。科学地、合理地理解和搞好人口转移流动问题对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合理配置,提高广大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人口转移流动问题的含义 人口转移流动是指人口或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半年)由某一些地区(本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在人口城镇化的表象下逐渐突显出人的城镇化的不足。文章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城镇人口与非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分裂性,从多个视角来探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推进程度,并提出几点建议,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选择的偏好与影响因素分析

避孕节育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选取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分类Logit模型(MNL)对不同特征育龄妇女避孕措施进行分析.不同生育周期和不同社会特征、子女性别、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对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的选取有明显的影响.不同孩次的已婚育龄人群在避孕措施选择中都存在一定的避孕偏好,尤其是子女性别不同时呈现避孕措施选择的明显差异,即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人群比最小子女为男孩的育龄人群更为倾向于选择避孕套等自控型短效避孕措施,提示避孕措施的选择存在制度内规避行为,并受到一定的性别偏好因素的影响.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选择的偏好与影响因素分析

避孕节育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选取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分类Logit模型（MNL）对不同特征育龄妇女避孕措施进行分析。不同生育周期和不同社会特征、子女性别、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对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的选取有明显的影响。不同孩次的已婚育龄人群在避孕措施选择中都存在一定的避孕偏好,尤其是子女性别不同时呈现避孕措施选择的明显差异,即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人群比最小子女为男孩的育龄人群更为倾向于选择避孕套等自控型短效避孕措施,提示避孕措施的选择存在制度内规避行为,并受到一定的性别偏好因素的影响。     

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基于中部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构建有效的家庭禀赋框架和指标是研究农户贫困和农村家庭综合发展问题的基础。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为样本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建立农户家庭属性和成员个体特征数据相链接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家庭禀赋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和剖析不同流动状况的农户家庭禀赋差异。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人口流动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值。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的家庭,其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值就要明显高于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而又稍低于家庭成员有在外务工而没有回流者的家庭。就家庭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状况而言,有回流劳动力家庭的均值最高,其次是有成员正在外务工的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最低。     

关于农户信用和风险偏好的几个注释

通过将中国农户的信用问题置于社会、市场和国家的结构性框架中来审视其渊源、发展与演变,本文认为:(1)农户的个人信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化的社会资本;(2)中国农户的社会信任缺乏外向互动性,对外缔约空间受到极大限制;(3)内生于中国特殊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农户弱势心理状态,使得农户对国家的信任机制直接异化为强依赖;(4)建立在匮乏的物质资本基础之上,示范效应成为中国农户在风险承受能力极低状态下衍生出的自发的风险化解机制;(5)转型社会将出现各种开放性变异并导致个人信用和社会信任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户的信用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过渡的历史性选择。     

无为而治的中国乡—城迁移

无为而治的乡-城迁移策略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制度视角看,即无须变革现阶段将乡-城迁移限制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户籍制,也不能允许城市政府任意制定"禁、限"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其二,从流向上看,在我国目前大中城市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创造率都大大高于小城镇的情况下,企图引导更多的农民工流向工资水平较低、工作相对难找的小城镇的策略,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无视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     

无为而治的中国乡-城迁移

无为而治的乡-城迁移策略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制度视角看,即无须变革现阶段将乡-城迁移限制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户籍制,也不能允许城市政府任意制定"禁、限"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其二,从流向上看,在我国目前大中城市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创造率都大大高于小城镇的情况下,企图引导更多的农民工流向工资水平较低、工作相对难找的小城镇的策略,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无视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父母的居住方式安排、养老依靠对象存在子女身份上的显著差别,相比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更希望和子女居住,更倾向依靠自己养老;而在居住地点安排、养老经济打算上没有显著差别.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父母的居住地点安排、居住方式安排受到子女身份的显著影响,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父母更有可能选择机构养老,也更有可能选择和子女同住;而子女身份对父母的养老依靠对象、养老经济打算并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