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收入的社会网络效应分析 ——以四川南江县白滩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退耕农户在生产力安排和收入结构方面是否存在同群效应或者互补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退耕还林政策因素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考虑农村社会网络内部农户间互动对其决策的影响,利用空间权重矩阵精确且全面地捕捉和定位社会网络复杂关系,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1)在白滩村社会网络体系中,农户的农业收入比增长1%,其亲戚邻居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降低6.7%,这一情况反映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而产生的社会网络"互补效应";(2)白滩村退耕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就越高,退耕程度每增加1%,农业收入比将提高5.2%;(3)家庭总劳动力越多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低,其中家庭农业劳动力每流出1%,农业收入比减少3.2%。研究结论:(1)将白滩村社会网络的互补效应应用于其农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2)通过鼓励种植收入较高的经济林提高农民退耕还林积极性;(3)以就业为核心促进白滩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缓解还是加剧——基于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财富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而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RIF-Gini回归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呈"U"型关系,劳动力转移率超过拐点值59.07%会加剧农村财富不平等,并且劳动力转移对中下层收入家庭的财富效应大于中上层家庭;(2)考虑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后,"创业"明显提高了平均家庭财富,但同时也使财富差距扩大。"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对不平等的影响仍呈"U"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分别为53.1%和62.61%;(3)在地区差异和时间趋势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转移就业更容易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就业"(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合并)对应的拐点逐年上升,然而"创业"对应的拐点平稳下降,这表明"创业"给家庭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增强,而"就业"的财富效应在减弱。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会随着贫困深度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这导致最贫困的一部分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改善。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作用与农户收入 ——基于贵州省608户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流转中的政府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贵州省608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政府作用对转出户的收入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不同干预形式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结果:(1)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作用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受到两种干预的转出户分别占比82.21%和13.70%,当前以直接干预为主;(2)直接干预影响交易实施,促成农户与企业、合作社之间的流转,间接干预影响交易环境,促成农户与种植大户之间的自主流转;(3)政府干预农地流转中,转出户的租金收入未能完全补偿农业收入的减少,非农收入和总收入均未明显提高,即使将租金提高到农户期望水平,转出户土地报酬不再显著减少,总收入仍未明显增加;(4)与间接干预相比,政府直接干预下农户的农业收入更高,租金、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差异为正但不显著。研究结论:政府作用虽已内嵌于农地流转交易中,但政府干预下的对转出户的增收效应尚不显著,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仅依靠合理显化租金不足以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农户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更为重要。     

传统小农户融入大市场:电子商务采纳的收入效应——基于四川省柑橘种植户微观实证

小农户参与电商销售是适应大市场消费基本需要,发展农产品电商不仅有助于增收,对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与形成精准扶持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四川省柑橘特色产业374份农户微观数据,利用内生转换方法探讨农产品电商扶贫收入效应与群体差异,结果表明:种植面积、电商销售认知、电商培训情况及周围电商参与情况显著影响小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小农户采纳电商销售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采纳电商将分别显著提高25.36%柑橘收入和17.25%家庭总收入,贫困户采纳电商销售但比非贫困户增收效应弱。鉴于此,应从健全电商销售基础设施、加大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村电商主体的培育三方面着手,促进农产品电商发展。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江西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利用江西省11个村连续5年固定跟踪观察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静态和动态影响效应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社会经济和自然等方面因素后,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技术应用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平均增长6.3%;若应用的时间跨度大,农业技术应用可能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但若应用的时间跨度小,则农业技术应用会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有效增长。现阶段,农业技术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的根源在于它能够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使农户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其外出打工收入,从而促进其家庭总收入增长。实证研究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间接传导机制的存在,农业技术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平均增长8.6%,且其影响程度随农业技术应用时间跨度的增大呈增强趋势。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苹果园生草技术采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目的]果园生草是一项涵水保墒、提肥调温的生态环保型果园管理技术,其逐渐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果园中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应用。文章主要分析甘肃庆阳市农户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对其收入的影响。[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利用2017年在陇东黄土高原甘肃庆阳南部3县1区32个村的192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对苹果产量及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1)苹果园生草技术的采用对苹果产量增加有显著效应;(2)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农户的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都产生了增收效应;(3)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采用苹果园生草技术农户的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比未采用该技术农户分别提升了1.30倍和1.29倍;(4)对果园收入和农户家庭总收入分析中,一般描述统计方法比倾向得分匹配法高估了67.7%和14.73%;(5)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苹果种植面积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促进作用。[结论]果园生草技术对提高苹果产量、增加苹果园收入和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让更多农户接受苹果园生草技术,加大推广应用的规模,建议政府管理部门重视苹果园生草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农户技术培训和实物补偿,使苹果产业向提质增效方向发展,以促进当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农民增收,实现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两型农业发展目标。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224份问卷的调查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同质的转移,大量农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低素质化等现象,留守的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的畸形转移与结构性缺失,使得农村发展过渡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文章基于22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受人力资本、家庭、收入、就业因素的影响。其中,(1)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率是最大的,留守农户拥有技能、接受培训与否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结构;(2)家庭因素,家庭年纯收入、家庭人口数量、土地经营情况对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较大,(3)收入因素,本人月收入的影响权重较大;(4)就业因素,就业因素的影响力度较小,农户从事的行业以及就业地点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针对模型结果,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优化土地种植结构,进而整合农业生产资源,逐渐成为各地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江西省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种植结构、区位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会显著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提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越大,其对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的贡献越大;(2)不利的地形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即丘陵山地会显著抑制农业收入的增加;(3)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收入及农业收入越高,但其工资性收入会明显降低;(4)家庭总人口数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户主年龄会显著抑制农户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调控农村耕地资源,促进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挥区位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引导生产经营;增强农户人力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建议。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目的 农民工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转移就业问题一直被各界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1—2021我国31个省（市、区,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的空间面板数据,探究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莫兰检验验证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空间相关性之后,再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3种空间矩阵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1） 发现农民工转移就业和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明显的L—L、H—H集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显著;（2） 农民工转移就业与农村居民收入空间交互效应也显著;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农民工转移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重视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可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基于基尼系数的林农收入差距测度与根源分解

基于福建省2371户林农的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及变化量分解方法测算林农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并根据分项收入对收入差距及其变化来源进行结构分解。结果表明:2011—2015年,林农家庭总收入以及林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其他收入存在较为严重的差距现象,基尼系数均远大于国际警戒线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林业收入和家庭经营是林农收入差距的促增因子,而工资等其他收入属于促减因子;从静态角度看,家庭经营收入差距对林农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从动态角度看,收入集中效应对林农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最大,呈现为助推林农收入差距下降的影响效应,收入结构效应和综合效应的影响强度远低于收入集中效应。     

非农就业、经营模式与林业生产效率

基于江西省、湖南省和福建省94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方法测算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并分析非农就业和经营模式对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采用HLM方法检验经营模式对非农就业与林业生产效率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江西省、湖南省和福建省3省的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群组差异性;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联户经营可提高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并在非农就业与林业生产效率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年龄、受教育程度、林业培训、林地细碎化程度、林业劳动力投入、林地经营面积、林业补贴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的稳健因素。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农地流转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3年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四省(区)1872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就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而言,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提高,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利于转出户增加家庭总收入。就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而言,尽管农地流转不利于转入户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有利于其经营性收入增加,且农地流转所带来的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效应足以抵消工资性收入的减少效应,从而有利于转入户家庭总收入增加;农地流转有利于转出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转出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     

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测算及多维生存状态评价 ——以湖北省武汉市和孝感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在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抽样调查的714户农户家庭土地利用及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户家庭农地依赖度及多维生存状况,为改善农户家庭生活质量、制定精准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根据农地依赖度将农户家庭分为非农发展、农业自给、农业增收、农业辅助、农业经营和农业生存6类,并构建多维生存状态评价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1)受访农户农地收入依赖度较低,武汉市、孝感市分别有49.70%和45.50%的家庭农地经济收入贡献率低于10%;(2)食物供给功能是农户农地利用的主导功能,农地食物依赖度介于40%～50%的家庭占比最大,分别占武汉市、孝感市受访样本的35.12%和30.69%;(3)农户农地生存依赖类型分化显著、生存状态结构差异明显,武汉市农业增收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而孝感市非农发展类家庭生存状态相对最好,且武汉市农业生存类家庭占比显著低于孝感市;(4)农地依赖较低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在医疗保障普及率方面有所欠缺,而农地依赖较高的家庭则还在受教育程度、生活现代化水平方面表现较弱。研究结论:农户农地依赖度呈现多样化分组,建议政府通过农地换保障、增加非农就业、补贴农地流转等途径引导低农地依赖度农户退出农地,鼓励高农地依赖度农户成为专职经营主体。     

购买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积极性的影响

基于全国集体林区2019年485个林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在研究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就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同时采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森林保险如何通过扩大规模意愿的中介效应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结果表明：购买森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且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购买森林保险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其短期投资无明显影响;在购买森林保险对提高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长期投资的影响中,扩大经营规模意愿具有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具有调节效应。因此,应对森林保险产品进行优化,推动中国森林保险业发展;政府保险补贴应尽量向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倾斜,以推动其积极利用保险机制开展风险管理。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风险及治理

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加。通过合约关系构建,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小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当前,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合约签订、履行及违约责任追究机制构建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风险亟待治理。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就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存在显著正效应,但总体增收效果不明显,甚至存在负效应,而非农就业能有效提高各种类型收入进而提高其总收入。这为下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孰因孰果?

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因果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三者之间的作用逻辑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均可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中,机械化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部分地"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增长;劳动力转移则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增长。本文认为,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两大抓手,不可偏废;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和节奏,不可颠倒前后因果次序,否则可能发生对农业比较优势的偏离。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通过人口的城镇化率、土地的城镇化率、经济的城镇化率、就业的城镇化率这4个自变量综合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收集近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 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而就业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主要还是由人口的城镇化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控制变量中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结论 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村城镇化;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缩小城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