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金融、企业家精神与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2011—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面板数据，在对各城市私营工业企业TFP测算的基础上，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这种效果存在异质性；(2)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中介作用，促进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金融对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数字鸿沟阻碍农村家庭金融投资了吗?——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从“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分析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接入沟”和“使用沟”问题,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其阻碍机制主要归结为信息传输机制、学习机制和社交机制。这种阻碍作用具有代际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特征,代际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中、老年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高于青年家庭;地区异质性特征表现为,“接入沟”和“使用沟”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家庭金融投资的阻碍作用显著,而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二是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低资产组家庭,中、高资产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手段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相较于低学历组家庭,高学历组家庭利用数字金融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更少。三是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升金融素养和金融关注度来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基于CHFS2019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有互联网金融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消费结构相对更倾向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高金融素养家庭、有信贷需求家庭、无金融理财产品持有家庭中更为显著；家庭风险态度在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促进还是抑制:土地流转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将土地流转分为土地转出与土地转入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土地转出对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具有促进效应,而土地转入对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具有抑制效应;采用土地转出金额与土地转入金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土地转出金额越多,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越大,但土地转入金额越多,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可能性越低;同时采用倾向值匹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与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后,土地转出的促进效应与土地转入的抑制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土地转出会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与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土地转入会降低农户家庭风险偏好与增加农业劳动时间而抑制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第三,异质性结果显示,土地转出的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与新生代农户群体中;而土地转入的抑制效应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及第一代农户群体中.因此,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家庭非农创业,提高农户家庭非农创业与实践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

提升居民消费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贷供给进而赋能居民消费增长。（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环境较好、经济增速较快、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提升效应更强。从金融供给端来看，信贷供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传导路径，但基于数字化程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尚存“数字鸿沟”问题；从消费需求端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供给主要促进了农村生存型消费及城镇生存型、发展型消费。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以羊尖镇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户创业、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入手，以羊尖镇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线性概率模型(LPM)回归，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改善农户创业中的金融约束问题，并通过降低农户风险厌恶程度提高农户创业积极性，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由此提出将数字普惠金融理念深入农户和完善相关激励政策的建议。     

数字金融背景下子女结构对安徽省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安徽省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在数字金融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子女结构的变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率,而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移动支付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改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和子女结构分别通过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除此之外,家庭风险资产的选择还受到户主自身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研究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包容性发展:中国经验北大核心

发展包容性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中国向农村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电信普遍服务工程”。该工程为约13万个行政村接入4G基站和光纤。本文将手工收集该期间约13万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村试点名单数据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形成“行政村-家庭”微观大样本数据集。基于这一精细地理尺度和家庭数据,本文借助大规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了家庭信息获取环境、提高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以及促进了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受教育水平越低、人均收入越少以及距离最近银行网点越远的家庭,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越大。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有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     

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流通业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创业活跃度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规模和流通效率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能对流通规模的扩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普惠金融对流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带来的影响;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发现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显著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了流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流通规模效率的提升,但对西部地区的流通规模和中、西部地区的流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人口负担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两部模型，研究了人口负担对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及支出水平的影响。发现：1）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决策和支出水平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决策阶段更易受到人口负担的影响；2）人口负担对旅游参与决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少儿负担比的正效应和老年负担比的负效应，旅游支出影响方面则表现为少儿负担比显著的正向影响；3）乡村家庭旅游支出水平低于城镇，其中高少儿负担比的乡村家庭参与旅游的概率更低，但选择出游的乡村家庭中，少儿负担明显拉动了旅游支出水平；4）家庭旅游支出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中西部家庭旅游消费水平显著低于东部，但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却不存在区域异质性。     

大数据建设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拓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进而强化其作用价值,成为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话题。为此,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经过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随机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级市、区位优势较好、金融结构指数高的城市组别中,大数据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建设通过金融科技进步效应以及信任强化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章揭示了大数据建设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提供经验参照。     

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利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对农村企业劳动力需求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主要体现在雇佣员工上，对家庭自雇劳动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主要通过创新带动和收入增长两条路径提升了农村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个体工商户应用互联网带来的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小于公司制企业、独资或合伙企业；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应用对东部地区农村企业就业带动效应的影响更显著。     

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研究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改善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不容忽视。使用2011-2020年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刺激消费增长、推进共同富裕,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也有显著带动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效果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明显。在机制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构建拓宽信贷途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效机制,拉动居民消费的增长,促进共同富裕。     

社区非正规金融活跃度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2-2016年的微观数据,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地域性特征出发,实证检验社区非正规金融活跃度对家庭创业决策与创业规模的影响.结果 表明:社区非正规金融活跃度对家庭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异质性分析显示,非正规金融活跃度对借贷网络匮乏、处于城镇社区、户主较年轻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社区非正规金融活跃度对家庭创业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