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的分析

在分析政府效率竞争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基础上,结合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评价政府效率的多维度体系,利用数据包络方法量化中国省际政府的政府效率,实证检验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政府效率竞争在初期通过"治理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效率的改善又会通过"市场配置效应"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区别企业所有制属性、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后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继续致力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建设一般伴随着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意外”提升。本文将中国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信息化冲击的自然实验,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3—2016年中国地级市和上市公司匹配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三重差分法(DDD)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信息化冲击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资本密集度更高、规模更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信息化冲击对国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对于非交易行业,交易行业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检验

数字化转型不仅将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更强调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该结论经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差异,且主要存在于非高科技企业和人均产值低的企业中。基于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以及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我国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为例

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案为研究对象,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主动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短期内显著提升被保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通过"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对此,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分析对外反倾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程,构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以政府、行业和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反倾销发起机制。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的分析

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财政现象,土地财政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及其效率。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通过纳入地方政府意志探究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地方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不同属性的企业在面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时存在差异化的表现;从宏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抑制区域层面的技术交流,并驱动地方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抑制作用;从微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驱使企业强化金融杠杆以获取更多金融资源,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的财务稳定性下降,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会影响“土地财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范式,“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强化了土地财政的负向抑制作用,“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土地财政的不利影响。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1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增加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以及市场竞争较激烈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产品市场表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C-D生产函数,运用协整模型测算出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出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滞后期为两年的时间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