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弥补研发投资市场失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而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增加内部现金流缓解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动机，通过提高主业业绩削弱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从而抑制了金融化。与国有企业和成熟期、衰退期企业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能够抑制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的金融化。本文从金融化视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作用效果，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对于重塑金融化政策范式，进一步科学优化政策设计具有积极意义。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市场竞争视角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挤出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对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显著挤出了企业创新,而市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正面的调节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减弱,但随着竞争程度超过适度竞争情形,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作用逐渐增强,亦即相较于高竞争和高垄断情形,适度的市场竞争能够更好地减弱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竞争或高垄断情形均会加剧企业的金融逐利动机,从而使得金融化更显著地挤出创新。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挤出作用在国有企业、低盈利企业和低成长企业中更强,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则更明显地出现在非国有企业、高盈利企业和高成长企业。研究为从市场竞争角度治理实体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政策思路。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能否抑制金融化?

制造业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服务化转型成败,关乎其在金融部门与主业部门之间的资本配置.本文从经营利润视角阐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金融化的影响,并采用2007-2014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显著抑制了金融化;服务化主要通过利润率上升来推动生产性资本由金融部门向主业部门回流,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主要降低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对高风险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致力于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经营利润,并辅之以必要的金融监管来规范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蓄水池"的安全性.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或“替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投资,势必减少对经营资产的投资,这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被"挤出"?本文选择2002—2014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与广义货币M2周期变量和法定准备金率显著正相关,与股票指数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蓄水池"动机为主,即基于预防储备目的。企业对非现金的其他金融资产的配置与GDP周期变量显著正相关,而与M2周期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对其他金融资产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动机,即以减少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追求金融资产上的收益。一些经营运作良好、财务状况较佳、托宾Q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较多。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中国实业投资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而宽松政策和刺激措施似乎都没有明显改善投资状况,实业投资率下降成为亟需解释之谜。本文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作为金融化特征的切入点,对我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现象进行诠释。本文首先构建金融化环境下的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并弱化了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同时,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错配也抑制实业投资,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挤出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高管股权激励没有缓解反而同向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通过股权激励缓解"挤出效应"的方式并不可取。     

制造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挤出效应”or“蓄水池效应”?

构建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来刻画制造业面临金融投资与创新投资的行为决策过程,并以我国2007-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制造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制造业金融化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存在"挤出效应";然而,随着企业经营业绩的不断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的不断缓解,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逐渐变为"蓄水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