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绿色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 ——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本文以生态工业园为例,利用独特的工业企业层面排污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发展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工业园区设立会显著降低企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工业园区的减排效应在东部发达地方以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论表明,生态工业园区通过鼓励企业加大购买污染治理设施来实现减排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下一步发展中应该鼓励普通地级市和中西部城市积极申报生态工业园区,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对企业污染治理效率提升。     

信息技术应用的减排效果与成本分摊机制

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与减排成本之间的冲突是环境规制难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落实的关键障碍。本文借助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实施的契机,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污染排放数据匹配而成的新数据库,通过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试验区内重污染行业运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及相应的成本分摊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信息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2)信息技术的减排效应由生产工艺绿色化而非生产率效应驱动;(3)与“波特假说”的预期不同,信息技术并没有借由生产率效应补偿减排成本,而是基于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令减排成本得到了分摊;(4)与试验区重污染行业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下游行业减排强度没有受到影响,且试点行业也未将减排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5)试点绩效考核机制的引入有效地确保了重污染行业利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且利用信息技术减排能够弥补环境规制措施的不足。本文的结论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积极证据。     

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基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逐步兴起的新型政策手段,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否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政府节能采购企业清单,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通过严格约束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具体包括在生产初始阶段改善能源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创新生产技术以及在生产终端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异质性检验表明,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政企合谋氛围,政府节能采购政策使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此外,这一政策还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得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同时,在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政府节能采购政策还提高了企业产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表明,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企业迁移的减排效应——兼论“污染天堂假说”与“波特假说”

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企业迁移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迁移显著降低了以二氧化硫为代表的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企业迁往低环境规制地区可能会扩大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说”;另一方面,企业迁移的技术升级效应会导致污染排放降低,且迁往高环境规制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效应更明显,符合“波特假说”。进一步讨论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不同,对企业迁移环境效应的调节作用也会有所差异。此外,企业迁移的环境效应也表现出迁移类型、所有制、行业及地区异质性。本文为解释中国的污染排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对于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碳交易政策是基于市场机制控制碳排放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核心政策工具。采用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基于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看还是分区域看,碳交易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但效应的大小存在区域差异,碳交易政策在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规模、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实现减排,能源规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投资等在碳交易政策传导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这种传导机制存在区域差异。     

科技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是现阶段中国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6—2019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两种路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本水平良好以及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研究为科技金融的评估提供了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并从该政策未来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政府扶持与民营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来自省级政策文本量化的经验证据

如何科学发挥政策扶持作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本文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法构建2012—2020年省级民营企业扶持政策效力指数,以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政府的民营企业扶持政策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扶持政策推动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相较于需求型政策,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其中,供给型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资源困境,需求型政策仅在竞争激烈行业中稳定市场预期,而环境型政策则专注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地,基于异质性视角,扶持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促进作用明显。本文为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协同,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国内价值链长度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兼论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破局

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制造业行业国内价值链长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提高国内价值链长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与创新强度提高;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专利类型的分类研究表明,国内价值链长度增加对发明创造类创新、民营企业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另外,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外生冲击构建因果识别机制并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考虑WTO冲击后国内价值链长度仍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正影响。进一步,本文发现国内价值链长度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市场集中度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大气污染治理——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大气污染减排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立足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抑制大气污染,"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并改善了雾霾污染,但其影响均存在一定时滞性.其次,"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大气污染.最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大气污染的抑制作用对制造业集聚程度高、规模大以及位于中东部地区的城市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创新——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政府是否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是目前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从民营企业角度出发,根据政府颁布的“五年计划”将产业政策分为一般鼓励政策与重点鼓励政策,采用2007-2015年的企业专利数据,试图检验产业政策如何对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且在重点鼓励行业中表现显著,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然后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政策能通过金融机制、税收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但在对政府补贴机制的分析中发现,民营企业会因为“寻补贴”进行策略性创新.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