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督还是市场压力？——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联结投资者与管理者的信息渠道,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过程存在密切关联。文章以2010—2016年中国非金融业、非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方面研究了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分析师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当期发挥监督作用,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在滞后一期发挥压力作用,使没有达到盈余预期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第二,政府补贴会削弱分析师在实体企业金融化中的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研究结果为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相关的理论支撑,丰富了政府在资本市场与企业之间发挥作用的理论证据,对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政府补贴方式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队”长期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的风控促融路径、减少管理费用和抑制盈余管理的治理优化路径,均为“国家队”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证金系持股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处于较差制度环境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国家队”在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同时,能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显著促进主业投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     

数字金融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金融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采用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水平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企业财务状况能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并且分析师关注度可以增强数字金融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ESG表现能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ESG表现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质量和降低经营风险，进而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积极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低和非明星分析师预测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企业ESG表现经济后果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还能够为监管机构、上市公司和分析师如何完善与利用ESG信息提供一定的参考。     

企业空间区位会影响分析师IPO定价预测的准确性吗?

本文以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 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分别作为公有信息和私有信息的代理变量,研究信息结构如何影响分析师IPO定价预测的准确性.实证结果揭示,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与"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和"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负相关;其次,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对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的影响独立于企业与分析师距离,但企业与分析师距离对分析师IPO定价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则以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为条件,随着企业与金融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增强.     

债券融资、关系型承销与上市企业盈余质量

盈余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不仅受到盈余信息本身的影响,而且受到决策环境的制约.本文将盈余信息纳入到企业的融资环境,研究债券融资及其承销行为对企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影响.采用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债券融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上市企业在债券发行中存在着强烈的盈余操纵动机,表现为债券融资增量越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越差;另一方面,债券具有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债券融资存量越高的企业,其盈余质量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与主承销商建立的关系型承销行为能够降低债券发行中的盈余操纵动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债券的监督作用.     

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基于内外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产业增长率放缓,而金融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实体企业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程度不断上升。基于此,文章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方法探讨了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内外监管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并且这个结果在替换了自变量后依然稳健。进一步认为内部控制与分析师关注均能够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即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负向效应。     

分析师跟踪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选取2015—2021年期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分析师跟踪角度出发,旨在探究分析师跟踪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体表现为使公司的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中介机制表明,分析师跟踪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方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进一步发现,在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本文从分析师跟踪视角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思路,为促进绿色经济转型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已有研究表明,商业信用作为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一种重要途径,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目前尚无文献探究商业信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文章就商业信用对非金融类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考察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改变计量模型、替换关键变量、改变样本区间的情形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代理成本对商业信用与金融化的中间作用机制为"中介效应"。研究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环境时发现,在地区市场化环境较好、行业内竞争地位较低的实体企业中,商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     

分析师预测与投资者的盈余反应

文章研究投资者如何综合盈余公告期的公告盈余和分析师预测修正传递的信息后所做出投资决策,探究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对投资者盈余反应的影响。文章以分析师预测修正方向作为切入点,结合未预期盈余以及对其传达的信息实证研究,分析投资者对企业盈余做出的反应。     

内部资本市场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吗?--基于我国企业集团的经验证据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错综复杂的关联交易降低了内部交易各方对高质量公开信息的需求,也提高了证券分析师通过市场信息对交易行为进行类比解读的成本。因此,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其成员公司的股价中包含的特有信息越少,体现为更少的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和更低的盈余预测准确度。通过对我国2004-2011年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关联交易和分析师预测的考察,本文提供了支持上述推测的经验证据,拓宽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同时增进了实务界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理解。     

降成本方案将有力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正>日前,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双降低"目标:一是"企业贷款、发债利息负担水平逐步降低",另一是"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占融资成本比重合理降低"。为完成上述目标任务,需要从短期金融政策引导和中长期金融体制改革两方面发力。对此,方案具体提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完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和监管     

企业慈善捐赠与分析师关注度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也是企业用来提升社会声誉、构建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的慈善行为是否会导致分析师关注度的增加,并考虑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政治关联、企业规模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本文从企业捐赠的"印象管理"理论和"政企纽带"理论出发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问题,从企业外部相关者分析师的角度阐述了企业慈善捐赠可能带来的后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分析师预测影响因素的文献,有助于深入理解公司进行的社会捐赠的动因;也有助于分析师了解企业捐赠行为对其盈余预测的影响。     

分行业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基于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的证据

利用沪深交易所分批次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作为准实验场景,考察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研究发现：分行业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降低了乐观度与分歧度,且该结论在经过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平衡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核心变量测量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行业信息可比性是分行业信息披露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当行业信息敏感性较高、分析师行业专长水平较低、分析师信息获取成本和处理成本较高时,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积极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分行业信息披露显著增加了分析师可以获得的公共信息。     

数字金融与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年～2020年市级数据与我国A股和H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匹配后,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房地产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会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数字金融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成本,从而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再评估及机制检验

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2)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3)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高、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越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环境规制确实面临着较大的经济成本,通过市场化改革、政府质量提升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可以减弱其经济扭曲,伴随着环境成本(代价)趋高和显性化,通过降低污染排放来有效规避环境管制风险越来越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率较低以及现金持有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社保基金持股可通过提高企业实体资产投资水平或增加分析师跟踪，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建议，应逐步扩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适当放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项限制，充分释放社保基金在稳定资本市场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能力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深刻冲击企业资产配置决策,从而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过程及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IV-GMM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能力,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越低。且该影响因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相对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企业主营业绩具有负向冲击,不利于其长期成长。因此,应优化创新激励政策以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     

非处罚性监管改善了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吗?——基于分析师行为视角的考察

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被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公司，分析师跟踪数目更多，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度更低、准确度更高、分歧度更小；交易所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越多，需要中介机构或独立董事发表专业核查意见，涉及内部控制、收入等明确内容以及关联交易或并购等重大事项时，分析师跟踪数目更多，盈余预测乐观度更低、准确度更高、分歧度更小；分析师声誉越高、行业专长越高，对被问询的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交易所问询函监管会使分析师预测修正频率增加，有利于提高盈余预测准确度、降低分歧度，还能通过分析师渠道发挥一定的溢出效应，促进分析师整体盈余预测乐观度的降低、准确度的提升。所以，交易所问询函监管能够通过分析师渠道发挥外部治理效应，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ESG表现与债务融资成本

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2631家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ESG表现较好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较低。从作用机制上看，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信息风险和代理风险三个途径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和所处宏观经济环境较差的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