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工资溢价视角下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

城市规模工资溢价表示工资的城市规模弹性,可以衡量个体从城市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本文从城市规模工资溢价的视角,探讨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获得了城市规模工资溢价,但也呈现出户籍差异,相比农业户籍(乡—城)流动人口,非农户籍(城—城)流动人口获得的工资溢价更高。该结论对于名义工资、分别经CPI平减和扣除生活成本的实际工资都成立,并在使用历史人口和城市地理特征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克服自我选择偏误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流动人口城市规模工资溢价户籍差异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技能差异不能完全解释溢价的户籍差异,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依靠社会网络搜寻工作、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方式阻碍了他们获取充分的规模溢价。基于路径分析,本文认为,拓宽农业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监督和劳动合同的保护是实现城市发展成果户籍无差异共享的有效措施。     

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城市人口规模会增长1.15%;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则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17%。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家庭及城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2001～2009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

综合应用传统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对2001～2009年间中国152座不同规模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以及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效率影响因素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综合效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大体呈倒U型变化;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率偏低,相对于产出水平,要素总投入显然过多;大型和中型城市的规模效率接近最优水平,但由于纯技术效率水平偏低,投入要素的利用水平不高,限制了城市综合效率的提高。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高速铁路与城市规模扩张——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多期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估计方法分析了2007-2010年中国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由2007-2009年的负效应转变为2010年的正效应,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高铁的城市功能,必须与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同时,为避免高速铁路对落后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应率先选择具有分工明确、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之间发展高速铁路网,从而构建协调、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异质流动人口与工资决定——基于2006年北京市的微观数据

笔者利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在京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从就业类型(雇主、自营劳动者、雇员)角度,将流动人口分为非雇员、雇员两类,非雇员流动人口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比较显著的样本自选择性,但雇员的工资决定方程不存在明显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回归方程中,各变量与传统的实证结论基本相符.各类流动人口在工资决定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模型及其解释力——基于江苏昆山的调查研究

该文认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包括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政治融入等4个层次,提出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模型,从城市融入的动机、目标、决定因素3个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过程,说明不同的生活目标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或成为个体工商户、成为城市居民的可能性较大,行政调控机制和市场筛选机制两大机制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成为流入城市居民,并以江苏昆山调查数据印证了其解释力。     

社会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所在。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导致了流动人口出现身份认同的困境。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相关理论作了实证研究。是否就业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大,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则是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技术变迁和文化嬗变则将流动人口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之中,并常常造成自我身份的迷失,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的认知和体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轨迹和进程。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机制及实证

城市人口规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理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由数理模型可得:城市化的技术积聚效应、城市地租、农村人口规模、城市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迁移的冲击等影响着城市人口规模。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可得,城市土地和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使用城市土地等建议。     

外包与工资差距: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以Feenstra等人的三要素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国际外包影响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理论机制,运用我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包对我国工业行业总体及分部门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包和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均存在明显的正效应,但外包对劳动力资源密集型部门和中等技术部门的影响效应相对更强。     

工资“拉力”与城市劳动力流入峰值——基于“推拉”理论的中国经济实证

本文采用2004—2009年全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流动问题进行了整体样本与分样本的实证研究。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我国城市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流入的拉力在整体上呈现递减状态,也即工资水平的提高不能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增加,劳动力数量同工资水平之间的倒U关系使得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数量在理论上有个峰值。同时城市分样本估计告诉我们,低收入城市与高收入城市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要素的拉力是不同的,高收入城市已经进入了工资拉力递减的倒U状态,而低收入城市则处于工资边际效用递增阶段,因此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的城市化政策应该是有差异的。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引发了我们对城市的生产力峰值与劳动力要素流入峰值的协调性思考。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研究——1109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四川省1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预期因素和非收入预期因素共同促进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纯粹的"经济理性"已无法全面表述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迁移时的复杂诉求,包括职业预期、情感预期和城市归属预期在内的非收入预期因素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为稳妥有序地推进劳动力转移进程,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诉求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基于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是决定国际贸易能否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基于国外文献的度量方法构建劳动力市场刚性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并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能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则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得出结论,欲使中国的贸易增长起到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必须先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进行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刚性。     

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理论上,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参与生产或提供公共服务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在全社会总人力资本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在政府和企业部门间存在一个最优的配置比例。偏离这一最优比例,配置到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经济增长率将越低。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政府与企业雇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度量一个地区的人才配置状况,对中国地级市2001—201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经验研究显示:政府-企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各种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十分稳健。这表明大量优秀的人才配置到政府部门,确实有损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即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而非政府部门就业。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的成人调查问卷2004和2006年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健康、娱乐偏好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家庭负担并不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且已婚女性劳动力倾向于和丈夫共同迁移,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最后,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其中大学及大专学校教育最有效,其次是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

利用了1978-2009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动态机制。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碳排量存在正的效应;而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长期来看对碳排量存在负的效应。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期望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