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实现城乡人均公共支出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普遍公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初级阶段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最低公平。我国目前处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级阶段。为此,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框架,是建立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预算体制,建立以实现最低公平为条件的农村公共服务内容体系,建立以平衡政府间公共财力为原则的转移支付体制,建立主体合理、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山西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和难点已经由绝对贫困逐渐转变为相对贫困。山西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目前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山西要充分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从精准识别、产业振兴、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持续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全省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具体建议：一是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测算标准，确定相对贫困治理群体范围；二是完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体系，促进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三是持续强化扶志扶智双轮驱动，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建普惠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扎实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诉求,它包含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本文分析了财政支出、城镇化、居民收入三个因素与城乡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四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在关系,对2006~201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检验。研究表明:增加公共卫生领域财政支出并不能立即改善城乡间公共卫生服务的巨大差距,单纯提高人均社会保障经费对缩小社会保障服务城乡差距也没有明显作用。因此,应该遵循"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的原则,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稳固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城市和农村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均等地分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市场主体分享外部经济偏好在空间聚集上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新动力是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职能是便利市场主体流动及空间偏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制定面向未来的全国城乡发展规划,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进内涵增长的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构建城乡和区域一体的制度和政策。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产生多重冲击与挑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种政策不尽协同。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效应,将碎片化的产业政策、土地与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公共财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社会融合政策整合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组织＂的协同体系,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和城乡社会结构调整等诸多协同效应理想状态。应从源头机制、保障机制和政策协同主体的整合机制等方面完善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趋势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要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五要素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驱动力.为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城乡"生态、经济、安全、社会"四维协调发展系统,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归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 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总体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形成东部较强、西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地区差异呈现缩小趋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生态协调与安全协调水平较高,优势明显.基于此,应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提高城乡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进步水平、统筹城乡发展与安全为路径,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及环保减灾五个维度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Moran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总体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但维度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服务和环保减灾服务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而教育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则成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的短板。(2)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格局,且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关系。(3)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促进效用;农村人口密度则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负面影响;城镇化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具有相反影响。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评价与对策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然而,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仍旧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使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量化评价。结果显示: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人力资源、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切实保障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努力实现我国社会公平。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Australian Poverty Quantified by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We postulate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JD) possessing focus, symmetry, monotonicity and decomposability properties commonly required of individualistic indexes. JD also satisfies reformulated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s which take accou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ies in their sizes and poverty lines. We introduce a new axiom, substitution sensitivity, which is satisfied by JD but not by the well-known FGT index. Using JD, we describe Australian poverty in the 1980s. We find that head-count ratios and average income gaps dominate the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poverty across family types and across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poor incomes make minor contributions.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老弱病残身体、家庭状况和能力等自身原因,此外还有劳动寻求不足和再就业机会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性贫困、社会资本缺乏、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原因。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