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

应用博弈理论分析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过程中政府行为,指出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初创期,政府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起到重要的直接推动作用,应根据参与集团化办学主体的实力制定适宜的激励机制;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期,政府对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不具备直接推动作用,应让位于市场,努力营造良好的办学环境,让职业集团化办学符合市场规律,实现以教养教,以教促教,自收自支,实现滚动发展。     

山寨模式中利益相关方在产业链组织行为中的博弈——以手机行业为例

本文运用博弈论理论,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监管部门和山寨制造厂商间的博弈关系,并根据博弈的均衡解,对利益各方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尤其是中央政府监督和管理山寨企业的策略,从数理上阐明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山寨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减少仿冒和侵权行为,从而最大地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经济效益,并对政府监管部门和决策部门提供了应对山寨产业的对策建议。     

保险欺诈行为的博弈分析

保险欺诈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保险业的一大难题。运用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保险欺诈的成因和防治对策。提出防治保险欺诈主要有两大措施：勤查和重罚，并且认为重罚比严重更有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一、有限策略静态博弈 在此,我们假设只有中央政府面对一个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面对中央政府的政策,策略空间为（违背执行）,中央政府面对地方政府的策略,其策略空间为（查处沉默）。     

房地产开发商利益行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博弈分析

房地产的交易过程是房地产博弈的过程,同时房地产的价格也是市场主体之间博弈行为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博弈分析,针对高地价、寻租行为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房地产市场合理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和博弈研究

一、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分析 地方政府主要指我国省级和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我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即为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起着决定作用。微观主体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中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府行为探析--基于利益博弈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不能有效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情形下,需要政府干预。通过利益博弈分析表明,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只是政府间的各部门提供时,其供给效率是低下的;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和其他某一供给主体合作供给时,由于不供给是其他供给主体的占优策略,因此其他供给主体会采取不供给行为,从而加大政府供给压力;当农民和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弱委托-代理关系时,委托人农民观察不到代理人政府的努力水平,其政府的供给效率在没有委托人的约束下变得低下。因此,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需要政府行为加以改善。同时,健全的制度安排、完善的供给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等配套体系能确保政府行为发挥有效作用。     

渔业产业链发展的价值链-风险链双链及其互动机制

从渔业产业链的内涵开始入手,阐释了渔业产业的价值链及风险链,基于此提出渔业产业链的价值链和风险链的互动机制,最后提出基于双链互动机制的现代渔业产业链发展模式。     

对政府行为博弈与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系探析

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之间关系着货币政策的效应,关系着货币政策的效力。因此,探讨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和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造成的影响,以期对提升货币政策的效力提出对策。     

国家审计职业化程度分析

审计机关要有效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必须推进审计职业化。文章按照职业化的特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的职业化程度。指出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审计职业化水平的若干建议。     

监管压力下流通企业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

流通企业是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枢纽。为更好地了解政府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背景下流通企业自身及其对上下游质量安全管理行为的作用过程,以农产品为对象,通过调查相关流通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主要负责人,采集批发市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流通企业数据,利用有序逻辑模型建立联立方程组,并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监管压力正向影响流通企业自身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并正向影响其对上游供应商的质量安全管理,但负向影响其对下游客户的管理,且企业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行为在其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在当前市场机制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加强监管对流通企业强化质量安全管理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推动流通企业加强自身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并在此过程中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管理,弱化与下游客户的沟通。因此,为更好地实现流通企业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一要加强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协同,完善质量收益分配机制,打通利益分割造成的隔阂;二要培育安全优质农产品消费市场,从消费端着手拉动流通企业与消费者加强合作,带动供应链整体向高质量水平演进;三要推广低成本易用型质量安全管理技术,降低流通企业供应链质量管控的直接成本,推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     

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视角

中国庞大的创意商品出口额大多是通过OEM方式生产出口,即沿袭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利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为跨国公司代工。作为全球创意空间中的制造车间,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低利润的生产制造环节,既不能掌握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权,更无法控制产品的文化内涵。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及西方国家成熟的商业运作,政策导向需要在经济利益与精神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更开放、更容忍的姿态对待创意阶层特立独行的思想与行为,并制定长期性的产业发展策略以整合国内创意资源,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依赖,提升中国创意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位势。     

基于协同式供应链的中小企业供应链协同研究

在企业供应链协同的有关研究基础上,以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引入了对协同式供应链的分析;并以中小企业为对象,对基于协同式供应链的中小企业从其供应链协同的优势、相关复杂性以及协同的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帮助中小企业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恰当选择其供应链协同策略。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部门,发挥着利它和共利的作用。其作用的有效性与市场生产周期性密切相关,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其参与市场方式和行为必然会考虑自身利益。为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这种政府行为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化,同时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规范的政府行为则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好快速发展。     

政府投资中的个人行为特征实证分析

以政府投资过程中政府机构内部个人为视角,可以发现个人与政府投资行为间存在互动关系.因为个人的经济人特性所产生的利益诉求及政府投资可能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个人在政府投资过程中将会进行权衡与计算,在理论上可以将其抽象为不同的行为组合.借助典型案例对各个行为组合进行解析,发现政府投资过程中个人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三类:消极行为、积极行为和被动防御性行为.由此,可以为法律制度对政府投资中个人的监督与规制找到着力点.     

基于商务开展的供应链执行管理系统运作模式研究

目前在供应链管理研究当中,针对供应链执行管理体系的探讨比较少,而基于商务开展的事务性探讨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对如何利用供应链执行管理体系建立合理的商务运作体系这一实践性问题进行探讨。     

跨企业供应链管理系统的过程模型分析

集成并协调供应链中各成员的Web服务可以使虚拟企业获得很高的效率,本文重点讨论跨企业供应链管理系统的建模问题。在分析跨企业过程的服务集成面临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引入了面向对象的设计理念,详细阐述了过程模型的服务接口、服务活动、占位符和服务包装器四类服务模型原语。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下的农村发展

本文试图从分析政府行为的角度来探讨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并通过分析,阐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还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经济发展事实上被忽视了,这种忽视源于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今后,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农村的发展应该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     

Changing the Odds: A Study of Corporate Soci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Addressing Problem Gambling

This paper documents a quantitative study into socially responsibl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dopted in registered clubs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to manage one of their social impacts – problem gambling. The survey utilised an adapted version of Aupperle's (1982)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 priority given to economic, legal, ethical and discretionary principles in club machine gambling operations. The survey also assessed support for certain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gamb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articipating club managers prioritise economic, legal, ethical and discretionary principles respectively, and that these are statistically related to practices they have implemented and support in responsible gambling. The managers most favoured secondary harm minimisation practices, followed by reactive primary intervention. Less favoured were proactive primary intervention and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Thes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ontrast markedly with those advocated by key stakeholder groups, as expressed i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submissions to the NSW Gaming Inquiry. Non-industry stakeholders favoured a more balanced set of principles and a more holistic set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gambling.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validation of Aupperle's (1982) instrument when applied to corporate management of a single social impact and for Carroll's (1979, 1991) constru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