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间接相对人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法律关系只存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直接相对人两方主体。而现实中存在行政间接相对人,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本文通过阐述间接相对人的概念,分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为确立行政间接相对人的原告资格制度寻求依据。     

重构民事审判案件受理费的交纳标准

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费用数额的大小、收费比例的高低以及收费的程序、诉讼费用的分担等实际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公民接近司法的程度和对公民诉权的保障,对该问题的完善,更能引申出对有关中国司法改革、诉讼制度完善与创新的思考。充分保障公民诉权,实现正义是当今世界的一个趋势,国务院颁布出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也正契合了这潮流,该办法处处显示着减轻人民群众诉讼的经济负担、司法为民、促进和谐社会的新信息。然而,由于该《办法》对案件受理费用部分规定过于原则、粗略,依据的标准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收费无据,失去了执法的公正性,也降低了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     

关于《行政强制法》在税收征管中适用问题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规范了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对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税收征管领域,此前行政强制的执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关于行政强制条件、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与《行政强制法》存在差异。两部法律之间的法条竞合,引发了《行政强制法》在税收征管领域适用问题的一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从民法权利与权能的分离理论谈诉权的重构

本文将民法中的所有权权利与权能分离理论引入民事诉讼法,用以对民事诉讼法中起诉权与诉权两大概念的争论不休加以解读,并且提出诉权权利中引起诉讼和结束诉讼的两大权能分类,将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提起再审的权利以及撤诉权、息诉权作为诉权的下位概念而独立存在的理论体系。     

双向诉讼抑或单向诉讼？——行政协议诉讼的模式选择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确立后,面临着解决行政协议内在的“双向”结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部分学者主张借鉴德式经验,构建整体双向诉讼制度,但这种诉讼结构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结构存在冲突。从行政协议制度创设的路径模式上看,德国倾向于主观模式,法国则倾向于客观模式,主张借鉴德式经验实际也会与我国大量借鉴法国行政协议进行制度创设的事实相冲突。同时双向诉讼制度还会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有所抵牾,以及存在“外源制约”等四个方面的困境。基于此,暂不宜将双向诉讼制度直接移植入法。可取的路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向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我国已有的制度具有兼容性,能够对行政协议的合约审查和强制执行机制进行吸收与调试,利用行政协议判例的累积构建公法合同规则体系。     

行政协议解除权的规则体系建构——兼评《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合同性,在行政协议解除制度中具体体现为直接适用行政优益权模式和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解除权模式。行政优益权应当具有地方行政程序规定、办法或者特定领域单行立法的明确上位法基础,并且遵守行政协议解除程序和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的要件,不过仍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如何选择民事法律规范并进行修正;第二,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解除案件时应当从两种解除权中择一适用还是共同适用;第三,何种法律规范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第533条的情势变更和第563条的法定解除可以作为民法上解除权的规范基础,不过需要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有条件的修正。《民法典》第565条的通知解除程序规范也应当在适用民法上解除权时被参照。两种解除权构成权利的竞合,行政机关从中择一适用即可,并且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税务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后仍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参与诉讼活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税务机关已不再拥有“依法制裁”阶段中的决定性权力或地位。因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有关行政诉讼的法律知识,正确行使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     

书信审理程序：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新途径

行政公益诉讼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于我国实行的诉讼费用预收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高昂,大大削弱了当事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有鉴于此,笔者考虑是否可以借鉴印度的书信管辖权制度,并结合我国已有的信访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书信审理程序,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新途径。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拓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界定司法权对行政权及其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防止司法权对行政的过度干预和法律对行政的必要控制之间寻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在司法制度中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     

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问题比较研究

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完善行政主体法律责任,建立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以第91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第2句规定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损失情况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转移给被告的规则,但本条规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妨碍规则。第91号指导性案例以及相关判例所确立的审查模式和审查要素,尽管对实定法规范有所突破,但均应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以证明协力义务为启示,可将行政侵权行为划分为形成性行政侵权和事实性行政侵权。本款规定适用于形成性行政侵权,而在事实性行政侵权情形下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没有意义。适用本款规定的基本逻辑为： 第一,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而导致原告对相关损失情况无法举证,即构成“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被告承担;第二,若原告无法举证的结果有原告自身的原因,则不构成“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第三,原告承担损失情况的主张责任,且法官可依职权降低原告的证明难度。此外,法官酌定的适用须以保护受害人权益为前提,且遵循有利于原告的酌定原则。     

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有关问题的研究

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适用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该问题一直存在较多争议,成为法学界和审判实践关注的热点、难点。笔者就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特征,存在问题及完善意义进行了论述,并就如何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日本反垄断法中没有行政垄断的定义,但确有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日本的经济规制及其统制型经济模式是其行为产生的原因。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行政指导的卡特尔和行政参与的串通招标投标行为。日本采用禁止私人垄断法和行政法路径对行政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日本采取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立法来规制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应坚持行政垄断规制专门立法的特设制度,借鉴日本规制行政垄断的经验,并加大对行政垄断的处罚力度。     

税务工作中纳税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在现代法治框架内,针对基层税务工作中纳税人权益保护的现状,本文提出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在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重视正当程序权的界定和保障,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完善调控措施,确保纳税人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被诉讼的IPO

这是一个局。如果说,曾经是"光荣与梦想"代名词的IPO,现在更像是一个局。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被投资顾问拉上"贼船",甚至被做空者利用,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戏。由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以及企业构成的赴美IPO生态好象是一幕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不和谐的音符越来越多:     

Does legal protection affect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China’s stock market

We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irms derive value in areas with higher legal protection by studying how the difference among regional legal protection levels affects capital market reactions to firms receiv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arket reaction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nouncements, and the effect is attenuated by non‐state ownership. Furthermore, we find evidence of higher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

本文首次聚焦于专利侵权诉讼,以2006-2014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考查专利权诉讼的提起、判决以及审理时长等诉讼细节对原被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专利侵权诉讼对原被告双方的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但对原告样本进行细分后发现:诉讼会对行业领导者的研发决策产生促进作用,但对行业追随者会产生抑制作用;(2)行业领导者的研发活动不受判决结果的影响,而行业追随者和被告都会根据诉讼结果对研发投资进行调整;(3)审判时长并不影响被告的研发决策,但是会对原告尤其是行业追随者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司法诉讼对原被告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同时也为企业解决专利权纠纷的途径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     

Litigation and mutual-fund run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anticipation of adverse events (litigation about market timing and late trading) may trigger mutual-fund runs. We find that runs start as early as three months prior to litigation announcements. Pre-litigation runs accumulate to 31 basis points of the total net assets over a three-month window; post-litigation runs may last more than six months and accumulate to 1.25 percent over the first three-month window. Additionally, investors who run before litigation announcements earn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adjusted and peer-adjusted returns than those who run after litigation. The difference in returns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for funds holding illiquid assets. Finally, securities held by litigated fund families significantly underperform vis-á-vis other securities in terms of lower abnormal returns and liquidity.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 pro-rata ownership design is insufficient to prevent mutual-fund ru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