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选取2008—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比较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的风险差异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影响,验证了诉讼事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未决诉讼;然后从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涉诉总额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越高、涉诉总额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最后区分公司的产权性质,发现较之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在面临未决诉讼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更为显著。     

高管报酬业绩敏感性与业绩风险关系的研究

文章拓展了经典代理理论对风险与高管关系的假定,经拓展后的假定,风险对高管不再只是负效用。在新的假定条件下,文章重新审视了风险与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报酬业绩敏感性与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报酬业绩敏感性随着风险的上升而提高。这一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拓展经典的代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公司股东在制定报酬激励方案时提供了一种更接近实际的参考。     

第二类代理成本、证券监管与业绩快报自愿披露

以2004—2016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业绩快报自愿披露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证券监管机构的违规处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快报的可能性越低;证券监管对业绩快报自愿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业绩快报自愿披露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并为检验证券监管的治理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流及长期业绩变化研究

文章根据自由现金流量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配股后长期业绩滑坡进行了研究.将原样本按照配股次年业绩状况划分为上升组和下滑组,并分别考察其长期业绩的变化情况.指出募集资金变更、随意性收益支出的增长是代理成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大制度变革,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是衡量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常用指标。文章旨在分析与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变化以及机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治理效应。基于2002年-2008年我国A股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总体上得到了提高;机构投资者有助于提高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不显著;相对于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后显著提高了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     

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会计稳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领头羊”，无论经营业绩还是内部管理机制都要优于其它国有企业，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并结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与企业经营业绩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获得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激励机制现状的总体认识，为决策层和广大企业设计报酬——绩效契约提供参考。     

公司治理、在职消费与薪绩敏感性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我国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代理冲突的重要产物——在职消费为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其对薪绩敏感性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对高管薪酬和以Roa为代表的会计业绩间的敏感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内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因素则在提升薪绩敏感性,改善由在职消费引发的不良后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将税后收益在股东所得股利和留存收益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策略.由于留存收益构成上市公司内部融资的重要方面,故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的内部融资息息相关.从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和市场效应看,股利政策作为公司经营行为和经营业绩的反映与折射,会对公司的股票市价和公司形象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成长.     

混合所有制、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资产保值增值 ——基于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样本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和经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分析薪酬业绩敏感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总体上提高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保值增值率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在混合所有制和资产保值增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之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市场化发展的不足,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积极效应在市场化发展起步较晚的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中央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强度显著高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上市公司业绩与管理者薪酬之间相关系数偏低,敏感性不强,说明企业的薪酬激励政策并没有给管理层以足够的激励,因此可能存在影响这种关系的第三方因素。文章以2003年~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第三方因素对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总薪酬、平均薪酬还是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上市公司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而这种正向的薪酬—业绩关系,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成长性的提升而减弱,随着企业风险水平和负债水平的提升而增强。而由于市场业绩可能受到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影响导致其回归结果与会计业绩的结果并不一致。     

业绩承诺与股价崩盘风险

业绩承诺制度在保障上市公司收益的同时,也成为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盈余管理等问题滋生的温床,业绩承诺是降低还是加剧了收购方风险?基于这一研究视角,以2009~2017年实施并购并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业绩承诺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业绩承诺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在目标公司采用非纯股权补偿方式、交易规模更大以及制度环境更差的地区,业绩承诺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溢价所蕴含的预期业绩并未整体实现导致股价存在高估,这是业绩承诺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机制;并购后业绩下滑可视为股价高估的信号,此时业绩承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更显著。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受到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股权控制的双重影响,但融资约束起主导作用。     

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有影响吗?——以中金岭南为例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高管薪酬对企业整体业绩敏感性方面,而对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文章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为背景,以中金岭南为例来研究检验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要小于对正常营业利润的敏感性,且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存在粘性,这说明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存在"重奖轻罚"现象,因此建议上市公司改进现有薪酬契约,建立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以此避免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6-2008年深、沪两市高管持股比例大于1%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投资者的投资效率和股东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两个角度分别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高管持股的假设变量,对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当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业绩指标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而以每股收益作为公司业绩指标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不相关.     

会计信息可比性、投资者保护与高管运气薪酬

本文从公司整体业绩中剥离出运气业绩,并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高管运气薪酬现象,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运气薪酬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运气业绩显著正相关,表明高管能够获得运气薪酬;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高管薪酬对运气业绩的敏感性,即对运气薪酬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运气薪酬的抑制作用仅在国有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显著存在.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薪酬委员会特征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通过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来考察薪酬委员会特征(独立性、规模以及成员平均报酬)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特征确实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国有公司而言,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时,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对于民营公司而言,当总经理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报酬对于这两类公司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