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成败:大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421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制度风险对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重点研究了中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对制度风险与并购交易成败关系的作用机制,并讨论了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东道国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可显著弱化制度风险的消极影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可受益于母国的政治影响力,但国有企业受益更多;虽然国有企业能够在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国家,凭借母国对东道国的经济威慑提高交易成功率,然而对其他制度风险因素并没有形成有效规制,母国的经济"软实力"未能成为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有效手段。     

东道国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质量是影响外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政府质量的相关要素中,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尤为重要。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自律性的两方面,即政府自身约束能力与面对资本的独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用2006～2015年间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自律性的下降会促使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由股权模式向非股权模式转换,且边际效应逐渐降低。文章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了相应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文献综述

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FDI。母国商业银行主要出于跟随客户等因素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由于投资的形式不同，面临的风险也不相同。对东道国而言，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对其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性都会产生影响和一定的负面效应，并使东道国的金融监管当局面临挑战。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经济一体化、公司所得税竞争与FDI流动研究——以新老欧盟成员国的税收竞争为例

本文在Ottaviano（2005）的税收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公司所得税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论证了欧盟内新欧盟成员国与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所得税竞争对FDI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导致税收竞争加剧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降低名义公司所得税率对资本流动没有影响，只有相对于母国实际税率的降低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进口贸易、FDI与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将知识资本划分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专利资本的基础上,文章使用1981~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115个经济体的国内知识资本指数以及通过进口和FDI渠道溢出的国外知识资本指数,并利用扩展的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框架实证分析了国内外知识资本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知识资本投入是全球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FDI渠道是知识资本跨国溢出的主要渠道,进口渠道还未成为影响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知识资本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口溢出效应呈现发达经济体显著而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不显著的特点,FDI溢出效应呈现发展经济体大于转型和发达经济体的特点,国内知识资本促进效果呈现转型经济体大于发达和发展经济体的特点。     

论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从双边“资本依存度”、双边资本流动结构以及双边资本循环对两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这3个方面来看，中关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金融的依赖程度。中国对美国金融的过度依赖是从货币依赖到金融市场依赖以及金融政策依赖的复合型依赖。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从而使中国...     

地区间制度距离是否会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影响?:基于2003～2015年“地区对”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改进后的股权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46个地区的两两"地区对"数据,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第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负影响显著大于管制距离的负影响。因此中国在未来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中应重视制度距离的作用,短期应与自身规范距离和管制距离差异较小的国家发展股权投资,长期则逐步缩小与美欧等国在规范与管制维度上的制度差异,稳定外来股权投资。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外汇市场风险测算及资本流入影响北大核心

利用全球65个发展中国家1999-2019年的样本数据,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测算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外汇市场风险,并以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基于动态面板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FDI流入、债券组合投资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等三种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外汇市场具有非线性风险促进效应,不同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东道国金融开放存在"U"型跨境资本流入风险促进效应,而东道国制度质量初始水平与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效应负相关.替换关键核心解释变量和利用子样本检验后发现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