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奇迹还是灾难

在过去两年中,韩国的经济已经从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速度比任何人预料得都快.事实上,韩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广告,而IMF正在向发展中世界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推销这套结构调整方案.2000年初,IMF就开始兜售韩国从危机中“戏剧性复苏“.不仅韩国的出口高于危机以前,而且,IMF高兴地声称,“在过去两年中,大胆的政策和对改革的承诺已经使韩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竞争力,更市场导向的经济体“.……     

论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

过去３０多年中,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其经济成就被誉为“汉江奇迹”,而韩国也因此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楷模。１９６１年,韩国的ＧＮＰ只有２１亿美元,人均为８２美元,经过３５年的快速发展...     

亚洲“四小龙”反腐败各有新招

亚洲“四小龙”反腐败各有新招韩国：实行“金融实名制”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２日晚８时韩国总统发表“总统财政经济命令”中宣布，从当晚８时起，全国所有的金融交易所必须以真名进行。过去凡是用假名在银行的存款，给两个月的“警告期”，必须在１０月１２日前转为真名。各...     

从韩国模式中得到的启示——反思韩国金融危机

韩国经济自60年代以来,一步一个台阶,连续三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完成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1963年的83美元发展到1996年突破1万美元。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提前“毕业”,并加入了OECD,被称为“第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然而,由于1997年的金融动荡,这个“汉江奇迹”一夜间就成了“海市蜃楼”,更有甚的是IMF执行主席康德苏1997年12月7日宣布:亚洲经济模式已过时。因此,辩证地剖析“韩国模式”及其危机的根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我国乃至整个“南方”世界的经济发展都有所裨益。     

中、韩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比较分析

同为转型经济体,虽启动背景有迫在眉睫与“未雨绸缪”之别,但两国在制度建构、产品设计、风险防范等方面可比较性很强亚洲金融危机后,资产证券化因其成为处置不良债权的最有效工具在亚洲得到快速发展。除日本外,韩国是亚洲区域资产证券化发展最快的市场。同为转型经济体,韩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经历,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大量不良债权,是韩国实施资产证券化最直接的原因。韩国政府为解决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信用危机及急剧恶化的金融情势,被迫在1997年12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IMF)提供的583．5亿美元的援贷协议。在IMF援贷方案的监督与指导下,韩政府于1997年底,开始积极展开一系列经济重整计划。为阻止大企业连续破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激增,开始从法律制度入手,进行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各项工作。     

日本经济增长初见曙光

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年7月1日已经过去两周年了。现在危机最严重的泰国、韩国经济已出现恢复性增长,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有不同程度好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亚洲经济领头羊的日本,也开始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经济增     

韩国经济是如何摆脱金融危机的

１９９７年７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在这期间，有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整改措施，对缓解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韩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经济迅速恢复，成为“东亚地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摆脱危机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语）”。１９９９年韩国GDP增长速度达到１０．７％，外汇储备由危机时的３９亿美元增至６９７亿美元，利率、物价、汇率保持稳定，国际信用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经济增长率同比高达１０％。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危机的“重灾区”脱颖而出…     

走向2050年的四大新兴市场国家

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50年中,世界经济的变化只会更大,不会更小     

韩国经济是如何摆脱金融危险的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在这期间，有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整改措施，对缓解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韩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经济迅速恢复，成为“东亚地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中第一个摆脱危机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语”。1999年韩国GDP增长速度达到10．7％，外汇储备由危机时的39亿美元增至697亿美元，利率，物价，汇率保持稳定，国际信用不断提高，2000年经济增长率同比高达10％。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危机的“重灾区”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措施。     

由金融危机反思韩国金融业

曾以“江汉奇迹”誉洪全国的韩国，于1997年11月爆发了一场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惊异于世界第11在经济实体以放弃经济主动权为代价向IMF屈膝求援，纷纷查根溯源，作为危机促成者和承担者的韩国金融业难辞其咎，政府主导金融导致金融业畸形、滞后发展、效率低下，监管无力以及金融自由化仓促过急，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之关键是汇率稳定——《环球财经》总编辑向松祚与“欧元之父”蒙代尔先生的对话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看好中国经济” 向松祚：从2008年9月15日算起,全球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了,如果从2007年8月6日次贷危机爆发算起,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两年了。纵观今日全球经济局势,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维稳时代——欧债危机下的全球经济大趋势SSCI

2011年岁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总结说,全球经济正显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特征。她还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无法由一群国家来化解。     

梅山任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前景

一、梅山的过去五年是在国内调整与国际危机中前行2007年5月以来的五年,是国内宏观经济调控进入关键时期,即减贸易顺差、调产能过剩、压“两高一资”、紧货币信贷、推“腾笼换鸟”、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调整措施出台,致使我国GDP和出口增长率开始显著下行。同时,也是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即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经历了2001年全球厂泡沫破灭和2007年美国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国际经济动荡和冲击,进而到2008年四季度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时期。国内调整与外部冲击的叠加,使过去的五年成为国际和国内的“多事之秋”,整个世界经济至今仍没有走出困境。     

“韩国模式”—面向21世纪的调整及前景

“韩国模式”的弊端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因此,金大中总统明确要把革除沉疴、整治弊端作为首要任务,以“大手笔”改革推动韩国经济的重新崛起。一、调整“韩国模式”是韩国中兴的迫切需要应该说,“韩国模式”在过去的３０年是成功的,韩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为其公认的“汉江奇迹”而自豪。但要知道,“韩国模式”并非已经成熟了的、定型了的经济模式,“政府主导”与“出口导向”两个核心战略,已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固有的弊端。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政府的垄断性和企业的依赖性。政府在“增进市场”的体制改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积…     

经济全球化与“韩国模式”

经济全球化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保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空前浩劫，曾以“汉江奇迹”举满全球的韩国在危机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国民财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分析“韩模式”的得失，有助于我们探索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找出其突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并指明其未来出路。     

发展服务业，培育增长点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明显成效、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良机，加速“调理”经济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确立后危机时代浙江经济的新增长战略，保证在不错失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前提下，实现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旧经济正在挑战新经济

在过去两年中,“新经济”的提法以极高的频率出现于各种媒体和诸多专家口中。人们被告知：以工业明为代表的“旧经济”正在逝去,以信息资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等为增长动力的“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直到2000年5月之前,作为“新经济”的代表,美国那斯达克指数在造就了无数新富翁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关于财富神话的无尽想象空间。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上也在“网络股”的带动下,出现了一轮强劲的上涨高潮。新世纪2001年,人们看到事实是什么？是旧经济正在挑战新经济。     

维稳时代——欧债危机下的全球经济大趋势

2011年岁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总结说，全球经济正显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特征。她还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无法由一群国家来化解。     

“新常态”下招投标行业要树立“五新”意识

在岁末年初的重要时刻,2014年12月11日,伴随为期七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落下帷幕,国人盼望已久的中国顶层经济政策发展思路及其走向终于明朗,从企业到公司等市场主体如何主动认清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过度刺激遗留问题、“消化期”等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思考的大课题。面对如此“新常态”呼唤“新作为”的客观现实,作为一个被归类为“完全竞争行业”的招投标企业究竟应当如何与时俱     

中非之痒：非洲大陆的复兴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已经与49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55年来,双方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往和外交关系上保持了长期持续的发展。从“交朋友”到“做生意”,中非关系已经从过去的“无私援助”走向更加务实的“互利共赢”。中非贸易额更从1980年的8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26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