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省级层面的实证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1）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耕地流转面积在省域层面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贫困发生率与耕地流转面积之间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2）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农地流转会间接促进本省的农村减贫;（3）农地流转促进农村减贫的过程存在门槛特征,在农业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水平两个门槛解释变量下,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分别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先升后降的特征;（4）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低的省份中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更强,而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高的省份该作用则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要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应全面统筹,注重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全国各省农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全面脱贫。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区域优化配置研究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但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以及农业科研投资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本文把中国分为八个农业生态区域,利用1990—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比较了不同区域的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学规划方法,研究了如何优化配置区域间的农业科研投资,从而更好的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经济收益和边际减贫效果都较为显著,但区域间相差悬殊;优化农业科研投资区域分配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率和减少贫困人口,但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目标之间有些冲突,需要综合权衡两个目标分配各个区域的农业科研投资。     

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来自2014—2018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如今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3期面板数据,基于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扩展回归模型(ERM)、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实证检验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多维减贫效应。以传统农耕为参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1)部分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5.6%,全部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7.4%,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2)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农业机械化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的中间路径缓解相对贫困,具体包括增加兼职经历、激励培训参与和提升健康水平;(3)依据不同机械获取方式而言,购买农机服务的机械化减贫效应更强,自购农机方式下机械化不存在减贫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农业机械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可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基于教育层级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层级以及门槛效应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级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最大;各个层级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均未突破门槛值和达到"拐点";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投入,并适度扩大职业教育投入,同时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来自新疆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县域的经验证据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政策金融之一。本文选取南疆四地州19个深度贫困县(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与医疗型贫困三个维度,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多维贫困视阈下抑制贫困的非线性空间数量关系。研究表明: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效应明显,且该种效应在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有较大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甚至比直接效应还要显著,即一个深度贫困县(市)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另外一个深度贫困县(市)的贫困水平;此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收入型贫困与教育型贫困方面最为显著,但对医疗型贫困状况的抑制作用却不明显。     

农旅融合减贫效应研究：作用机理与实证考察

随着2020年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消除,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也将由消除显性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相对贫困。农旅融合是推动全域旅游,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文章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利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系统广义矩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对农旅融合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显著减缓相对贫困,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分位点不断上升,农旅融合对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也愈发明显,即农旅融合具有亲贫性,贫困越深,减贫边际效应越大。为更好地发挥农旅融合的益贫作用,应进一步加大农旅融合产业开发,巩固拓展产业减贫效应;注重农旅融合减贫异质性,完善旅游开发利益分享机制。     

休闲农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4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249个县域2013—2016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休闲农业与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我国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其影响效应则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以休闲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呈现持续强化的负向作用,而以政府干预水平为门槛的影响效应展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倒N"形格局。同时,休闲农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也存在典型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因此需要因地、因时、因情制宜,科学地审视与发挥休闲农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协同创新对中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影响研究——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协同创新有助于创新主体实现人才结合、知识共享以及资源优化配置,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加快,协同创新模式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农业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选用2009-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研发禀赋结构为门槛变量,构建动态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农业科研院所研发禀赋结构处于合理区间(1.636,1.920]时,协同创新才能有效提高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农业科研院所本期创新产出受前期影响显著;在研发禀赋结构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以及高质量人力资源投入能显著提高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O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4年中国省际年度数据,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的影响为正,而中部地区为负。在此基础上,采用了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这三个方面分别测定了引发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会降低农户的相对贫困吗——基于节本增产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北大核心

厘清农业技术进步减贫的贡献及机理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湖北省1119个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测度农业技术进步,运用贫困脆弱性方法计算农户相对贫困,并基于IVTobit模型和门限模型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能显著提高农户人均收入的2.397%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338%,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2)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存在一个门限效应,农业技术进步更能降低门限后土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相对贫困,且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减贫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中、低学历组农户;(3)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增产、农业节本和外出务工在农业技术进步减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20.92%、18.2%和18.97%;(4)未考虑家庭内部结构会使农业技术进步的增收和减贫效应被严重低估,从而造成“虚假贫困”问题,家庭等值规模系数能较好处理此问题。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