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周期率”与历史循环论

黄芡培的“周期率”描述了一种历史现象,却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黄炎培的“周期率”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是相同的。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中国古代的邹衍、孟子和董仲舒都持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这种社会历史观在中国思想史有深刻的影响。黄炎培的“周期率”终有其历史局限性,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跨越70余年历史所给出的答案。“两个答案”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独特的历史条件以及迫切的现实要求。“两个答案”一脉相承,前后相继,要推动“两个答案”有机统一,互促互进,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协调共进,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贡献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实践答案以及经验智慧。     

增强党员意识 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边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边实践“三个代表”，使党的建设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少党员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针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什么”

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同志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反复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他还指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上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什么?     

积极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们党建立80多年来特别是执政50多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重大课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命运，也关系到党的生存发展的命运。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才赢得了胜利，才有了新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有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才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之路，中国才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要解决好这个总是要求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在新的世纪，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出适合新形势。新要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美好的新舟山

只有有了强烈的执政意识,才能深刻认识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才会自觉地把这项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舟山市各级党组织强化执政意识,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思想认识有了较大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也发现,在一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存在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央、省委考虑的事情,和基层没有关系;还有的认为共     

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现在已经有83年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执政到现在也已经55年了,为什么现在党中央要通过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它的重要性、紧迫性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可以从“一大课题,两大转变,三个变化,四个方面,五种能力”来加以理解。     

切实发挥政协的优势和作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贡献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性、迫切性。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人民政协如何不断提高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发挥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人民政协作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发挥优势作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55年来的成功经验，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会议主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结合点。特别是对执政经验、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的论述，使得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执政理念更加体现出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     

试论“精神价值规律”及一些相关问题

<正>这是一个恩格斯曾经提示过的经济规律。这是一个当代经济学者们正在探寻的经济规律(较为流行的提法是文化力)。这是一个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工人白领化、品牌大众化、精神价值化的社会历史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规律。     

私法主体"有限责任"辨——兼谈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之必要

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是不存在的,任何主体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和法人都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只是自然人实现这种责任形式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自然人破产理论是建构自然人有限责任制度必不可少之保障,应当修正公司制度中的责任理论,同时承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来构建出完整的自然人有限责任制度体系.     

论我国法律引入“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是调整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本试就情事变更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作一番理论探讨,以引起法界的重视。     

论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利益平衡方式的特殊性——以《劳动合同法》为视角

利益平衡是一般法的价值取向,劳动关系因为有其特殊的人身依附性与财产依附性,决定了<劳动合同法>区分于一般<合同法>的特殊性,不仅在法律条文的设定上,在理念上也有着它的独特性,即特殊的利益平衡方式.本文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利益平衡的特殊性,以此来真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实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真正的利益平衡.     

论环保“大部制”的构建及其法治反思——决策与执行的二元视角

"大部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应该被赋予广义的内涵。决策与执行是一个良好的观察视角。观察西方国家的环保机构设置,不难发现其中的"决策–执行"分开的这种潜在趋势。以决策权的集中与执行权的社会化及专业化为主线,整个改革必须在法治的环境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方能保证制度改革的最终效果。     

课程改革中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是由明确的具有规范力的课程标准来指导教材的编撰,还是继续教材与课程标准的高度重合,或者干脆由教材回溯和追认课程标准的“权威”？面对这些选择,上海的课程改革进退失据。近乎搁浅。于是,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代替了课程生产方式如何更新的问题,成了后续改革中新一轮的假命题,并就此遮蔽了由改革的实践过程揭示出来的历史课程改革的现实困境。     

论产品“漂绿”行为的规制

绿色产品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让人忧心的商家之"漂绿"行为也是愈演愈烈,蚕食着人们对绿色产品的信赖,有必要对"漂绿"进行深度的解读,尤其是应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对"漂绿"行为进行法律定性,并从经济法的视角对之进行有效的规约和干预。     

评《中国大运河史》

在中国，除了万里长城之外，没有哪一项人工工程可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没有哪一项工程像大运河那样时间久远，没有哪一项工程像大运河那样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于大运河的研究，自其开凿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可是集大成之作尚数《中国大运河史》。《中国大运河     

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教科书事件”——关于编写《关学概论》活动的调查

编写《美学原理》教材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本文从以上七个方面还原了这个事件的情况,希望由此了解一些编写美学教材的事实,也加深我们对中国当代美学史和这个历史时期的了解。《美学原理》的编写活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回顾这段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中国当代美学史,而且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当代美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促进其发展。     

唐人咏史与"小说家言"

唐人好奇尚异，咏史诗逐渐背离“叙史”传统，将子部、集部所载之山川胜迹、人物逸闻、传说甚至寓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熔铸入诗；用史部文献也更喜采用别史、杂史、杂传记等，颇具“小说家言”的特色，形成唐代咏史诗的一种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