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聚水平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为我们更好地研究经济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本文通过对区位基尼系数这一工具的运用，测度了中国19个典型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以期对中国的产业集聚的现状作出正确的解释，对产业集聚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分析与预测。     

区域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产业集聚理论框架下,基于区域（非全国性）角度和资本（非生产、贸易或就业）模式,对辽宁产业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辽宁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特征。影响辽宁产业集聚变动的各类因素中,衡量需求市场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变量对产业集聚具有最为重要的正向影响效应;而衡量运输成本的人均道路面积变量和衡量劳动力市场外部性的失业率变量均对区域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及特征分析

通过选择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三个集聚测度指标,从总体水平、行业视角和区域视角三个维度分析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及其特征。测度结果表明:自2005年以来,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高于服务业整体的集聚水平。从行业视角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各分行业的集聚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别,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最高。从区域视角来看,福建省各地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优势正在形成,但地理分布不均衡。     

产业空间集聚的理论发展

产业空间集聚的本质是经济行为主体相互选择的结果.从主体策略选择的角度对产业空间集聚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诠释,体现了行为主体在空间区位上的策略均衡,也体现了空间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作为经济干预主体的政府,其介入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策略,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阐述转型发展中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     

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协调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政府开始纷纷借鉴沿海地区经验,通过引导部分产业向该地区集聚以实现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建设。探讨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文章阐述了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协调发展的内涵,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两者间存在的促进机制和反馈机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的关系,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集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陕西工业产业集聚程度研究

产业集聚效应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促进陕西省工业经济及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文章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别利用静态区位熵和动态产业集聚指数的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工业产业集聚程度进行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在静态和动态两方面都表现较好;但在动态集聚指数方面,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潜力;有色金属采矿业在未来很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发挥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要遵循产业集聚的内在发展规律,提升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其次要发挥资源优势,壮大优势产业发展潜力;最后要巩固有色金属采矿业,注重工业产业的均衡增长。     

中间产品多样性、地区的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边界

利用扩展了的Abdel-Rahman and Fujita模型,从中间产品多样性的角度,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产业集聚递增报酬的微观基础,分析了地区专业化的原因,并通过引入集聚成本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集聚的边界。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主要区域,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长三角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     

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中还是扩散？

本文在区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和集聚净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Hotelling选址模型和Stackelberg领导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而在集群达到临界规模后,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的产业聚集区。利用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FDI具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形成跨省区产业集群的趋势增强。因此,各地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外资促进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产业聚集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地域分布上却呈地区性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本文从吸引FD I的角度把产业聚集效应划分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并尝试选取十二个指标来综合反映这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就各产业聚集因子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不同的产业聚集因子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产业集聚加速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作为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行动,其战略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看,还是从结构性过剩矛盾将继续存在的国内形势看,继续靠产业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基本结束,这客观要求东北地区必须按经济形势的新要求和新变化,重建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实现产业集聚,把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转换成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及高新产业的集聚地。     

城市化、产业集聚与EBM能源效率

本文采用综合径向与非径向DEA新技术的EBM模型,在环境质量约束下测度中国时序能源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经验分析EBM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发现工业化并不是影响能源效率的主导因素,能源效率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U型变动特征,并且城市化率达到55.46%门限值将为工业企业的产业集聚创造条件,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改进能源利用效率。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本地市场需求、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异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利用199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本地市场需求、产业集聚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就全国和地区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国外需求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制造业集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而服务业集聚的工资效应为正,尤其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最强;教育水平、物质资本投入对中西部地区工资的正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地区财政支持对西部地区工资的影响最小。因此,本文认为充分利用本地市场规模、发展服务业集聚是缩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重要途径。     

公共服务、政府竞争与产业集聚

将地方公共服务、地方政府间竞争及产业集聚发展融入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中,建立三者互动影响机制,利用中国198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PVAR模型进行验证,得出结论: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吸引产业投资、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直接促进产业集聚,而必须同其他地方政府展开竞争,在竞争中获胜后才能有效推进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发展能有效刺激地方政府进一步增加投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政府影响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产业集聚引导探究

产业集聚和转移对产业发展极其重要,可以带来产业集聚效益。在一个经济区域内产业的初始集聚是比较困难的,主要是因为集聚效益的外部性以及其所有权的不清晰,企业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完成自发集聚。引导产业在某一经济区域初始集聚,给集聚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或者优惠是必须的,直至该区域的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增强的能力。初始集聚产业的选择必须考虑该经济区域的产业发展历史,以及原有的各种要素禀赋。     

外部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企业效率

企业生产效率不仅决定于企业特性,企业的外部环境也至关重要。本文研究外部集聚经济和外资溢出效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销售收入前五十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企业人均资产、企业规模以及企业性质和产业特定因素之后,企业所属产业在空间上越集中、所在城市人口密度越高以及外资企业产值比重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说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外部经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的空间迁移行为,因为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外部环境有利的地方。     

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在Fujita、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较完善,则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由于尚未达到临界条件,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但对全国及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河北省工业集聚程度的度量与分解——基于两阶段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的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逐渐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以传统工业大省河北为例,采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出1985年—2009年间河北工业集聚程度的变动轨迹,得出1998年前河北工业集聚程度持续下降,主要源于内部集聚和布局集聚效应的双重影响,1998年后工业集聚程度在波动中逐步提高,则是因为内部集聚和城市集聚经济的效应增强。提升河北工业集聚效应,需要以工业聚集区建设为载体,促进技术创新与扩散转移、壮大主导产业与支柱企业、推进城镇建设与人口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