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的反思与对策

"钓鱼执法"现象的存在制约着我国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为了缓和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行政执法部门应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人性化执法理念,完善行政执法的经费保障机制,取消任务指标体制,并不断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以杜绝"钓鱼执法"再次重演。     

城管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关于城管行政执法,需要对执法过程、执法相对人的救济以及对执法者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并探讨城管执法的对策和方法。通过对与城管执法中的行政管理与执法过程分离问题,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机制缺失问题以及城管执法中的责任追究制度等进行分析和探讨,得出关于城管执法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涉及城管部门本身,围绕其存在的相关抽象行为审查机制以及行政行为的约束机制问题的研究亦至关重要。     

说理式执法在出入境边防检查执法中的尝试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社会生活的鲜活与复杂常常让执法者陷入执法困境。对此,我们在出入境边防检查(以下简称边检)执法实践中尝试"说理式执法",讲出不讲理的理。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方式,说理式执法就是在边检执法中,不仅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实质性决定,还要把作出这一决定的道理说清、说透,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做到法、情与理的统一,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提高边检执法的公信力。     

行政执法责任制探析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执法机关为了强化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而开展的一种内部监督制度,它对于促进行政执法主体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含义、发展、意义以及所需注意的问题作些探讨,力求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取得更大实效.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问题与对策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民主与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具体体现。它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税收法治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救济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我国应该做到：调整立法结构,规范立法权限;建立制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救济制度,发挥行政相对人监督作用。     

城市设摊均衡容忍度的数学模型与理性掌控

影响城市市容秩序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尤以小商小贩经营为重.因此,执法与被执法的"一边倒"问题,也就逐步演化成了"城管"与"商贩"之间的严重对立问题.从本质上看,作为"城管"的行政主体与作为"商贩"的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内化为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对此,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再强势的城管不可能"赶尽杀绝"小商小贩;另一方面,再弱势的"商贩',也不能"放任自流".     

我国行政执法的概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研究行政执法需首先明确其概念。行政执法是国家执法体系中的一种 ,特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在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 ,其成因既有主观因素 ,也有客观因素 ,因而必须对症下药 ,从多方位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主要对策包括 :克服影响行政执法的各种思想 ,强化依法行政观念 ;健全执法机构 ,确保法律实施 ;完善立法 ,理顺执法体制 ;加强执法监督 ,健全监督机制 ;净化和改善执法环境。     

海关行政执法中的“收缴”行为

随着行政法治化的日益深入,依法对现有行政行为进行规制成为贯彻依法行政精神的必然要求,而对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科学界定其性质又是规制行政行为的前提。根据海关总署对收缴性质的行政解释,结合海关执法实践,将海关执法中的收缴行为界定为一种具有行政强制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在对海关执法中适用收缴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将海关执法中的收缴行为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划分为具有行政处罚属性的强制收缴和不具有行政处罚属性的强制收缴。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按照行政强制行为规制海关执法中的收缴,并对于带有行政处罚属性的强制收缴附之以行政处罚的规制手段,以更有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结论。     

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

税收执法风险源于风险管理,从本质而言并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控制对于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具有现实的意义。从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的角度,税收执法风险的来源主要是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对税收执法风险应从税收立法、税收执法以及税收法律救济方面进行法律控制。     

税务行政合作理念及其制度构建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共同的实践理性活动,是传统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化的新理念。税务行政合作是行政合作在税务行政领域的具体实践。税务行政管理活动主要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征纳双方矛盾展开的,通过税务行政合作可以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实现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的兼顾统一、合作共赢,可以转变征税机关的执法理念和方式。     

我国应当健全行政垄断法律责任制度——以《反垄断法》第51条为基点展开的探讨

我国<反垄断法>第51条时行政垄断法律责任追究方面的规定尚有两个重大缺陷,即"法律责任形式单一"和"执法主体悖论".行政垄断能否得到有效规制,很关键和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健全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具体包括建立有效的民事责任制度、完善行政垄断的行政责任制度、设置明确的刑事责任制度和完善行政垄断法律音任的执法机制.     

行政法中的没收与收缴之区分及海关适用初探

没收与收缴都是行政制裁行为,没收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行政处罚,收缴是一种具有制裁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在同一语境及语义下使用没收与收缴这两个概念,加之两者的作出程序不同,这不仅容易造成行政执法中的混乱,也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从对行政法中没收与收缴的属性分析着手,阐述了区分两者的必要性,并提出以行政制裁行为是否具有特定行政相对人、惩戒性这两个要素作为划分两者的判定标准,并初步提出适用建议,以期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效率及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试论行政合同的特权控制

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方协商自由和行政优益权的有机结合,广泛用于行政管理领域,是一种柔性的管理形式,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之结果。本文着重介绍对此的特权控制：一为具体规范行政主体优先权行使程序以保障相对人权利,二为健全相对人救济程序。     

浅析公益征收制度的几个问题

从本质上讲,公益征收是行政主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给予相应补偿的情况下,以强制的方式取得相对人财产权益的一种行政行为。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

授益行政行为是现代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民主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实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权力与权利相对平衡的重要保障。实际中确实存在授益行政的撤销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应该加强对授益行政行为撤销理论的研究,建立健全相关的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制度体系,这是我国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建立法治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城市管理新视角——柔性管理探析

自从城市管理领域出现"城管"这一职位,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的状况随之改善。然而随着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执法过程中凸显出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城管与流动的小商贩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化为整个社会的痛。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柔性管理"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等柔性方式进行城市管理,追求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实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总体平衡,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税务处理决定书写作规范探析——以说理式执法文书为视角

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务处理决定书是使用最为频繁也是要求最高、最难制作的税收执法文书之一。尤其如何按照说理式执法文书的要求撰写这一文书，成为税收执法人员的工作难点。从说理的要求而言，文书的基本架构和格式、内容和要素、写作规范以及如何说理、写作的注意事项等，都是我们应当探讨的问题。而以拟制文书范例的方式探讨这些问题，将会使得问题的结论更为直观和明晰，也便于税收执法人员掌握该文书的写作精要。     

行政执法资格的法律性质刍议——以税务人员执法资格为例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对执法资格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如果片面地将执法资格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评价的直接依据,必然会对现实执法造成冲击。在梳理相关文件基础上,结合执法实践,对执法资格和执法证件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认为执法资格的获取是行政许可,属于内部行政;颁发执法证件是行政确认,用于外部执法。两者虽然相互关联,但原则上应坚持各自独立评价,执法资格的有无并不必然影响外部执法的合法性评价。     

对"暗中执法"的法律审视——兼论交警服务式执法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在法定的权限内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但＂暗中执法＂以＂先行恶意假定＂使行政执法演变成一种＂执法圈套＂,它违背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恶化警民关系,降低公民的法律信仰,导致交警部门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以看出,＂暗中执法＂是违背法律根本目的,因此,＂暗中执法＂理应停止,警察要倡导服务式执法。     

税收“行政执法风险”辨析

本文通过对“风险”概念的系统分析，通过对税收系统风险、税收制度风险、税务管理风险的层层剥离，以证明所谓“税收行政执法风险”实质上是指向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的，进而论证税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风险，可否被定义为风险的问题；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可否用风险涵盖。通过对所谓“税收执法风险”进行证伪，以认识清楚问题的本质属性，我们不能被风险这个笼统、模糊的概念遮挡了眼睛，不能用所谓“执法风险”来博取同情，模糊甚至逃避法律责任。不论我们引入什么样的观念、理论、方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法律责任。